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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召开2017年度蒙古语文翻译专家审定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做好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指导意见》,做好新词术语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科学发展,8月16日至19日,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召开2017年度蒙古语文翻译专家审定会。

会议审定近年来收集整理的汉蒙对照新词术语400余条。与会专家就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广泛讨论,并对新词术语的规范统一工作和蒙古语文翻译事业健康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会议要求,与会专家学者要始终保持对术语规范化工作复杂性、严谨性和专业性的高度认识,严格把握审定原则,加强协作、集思广益,努力成为推进国家战略实施的民族语文专业力量,共同推动新词术语工作科学发展,共同推动新时期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行稳致远。

文章出处(来源):   内蒙古自治区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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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确定每年9月1日为“母语日”

新华社乌兰巴托8月31日电(记者阿斯钢)据蒙古国媒体31日报道,根据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日前签署的一项命令,蒙古国确定每年9月1日为“母语日”。

巴特图勒嘎在命令中指出,确定“母语日”的宗旨是保护和发扬蒙古民族传统文化,在公共交流中依法准确使用母语,在全民中开展母语表述要准确、书写要规范等运动。

根据这项总统令,蒙古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每年9月1日开学日的第一课必须安排蒙古语文、蒙古文学和蒙古历史课,当天全国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等单位全面宣传“母语日”各项活动,各级政府的公文书写必须严格遵循蒙古语国家标准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通过决议,把每年的2月21日确定为“国际母语日”,提倡使用母语,以保存语言和文化多样性。此后,不少国家根据本国情况也纷纷确定了自己的“母语日”。

文章出处(来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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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之最|《江格尔》——蒙古民族史诗发展的顶峰

《江格尔》是十三世纪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人民集体口头创作的说唱叙事诗,主要讲述阿鲁宝木巴地方以江格尔为首的12名英雄,同芒奈汗、布和查干等进行抗争,收复许多部落,建立起一个强盛国家的故事。经过历代人民群众尤其是演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江格尔奇的不断加工、丰富,篇幅逐渐增多,内容逐渐丰富,最后成为一部大型史诗。迄今国内外已经搜集到的共有60多部,长达10万行左右。

如果说英雄史诗是蒙古族远古文学中最重要的民间文学体裁,那么《江格尔》就是这一体裁中篇幅最长、容量最大、艺术表现力最强的代表,它代表了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最高成就,从而也代表了蒙古族远古文学的最高成就,成为蒙古族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被中外学者誉为“蒙古民族史诗发展的顶峰”,并与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和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并称为三大英雄史诗。2006年,国务院批准江格尔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边垣编写的《洪古尔》一书。195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十三章本旧蒙文的《江格尔》。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江格尔》(15部)的汉文译本。1993年4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黑勒、丁师浩翻译的《江格尔》第一册第二册,全书24章。此外,在国外还有德﹑日﹑俄等多种文字的部分译本,研究《江格尔》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

内蒙古牧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

本系列成果是我中心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批重大项目《内蒙古牧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001ZDXM850008;结项证书号:05JJD0086)的最终成果,由我中心专职研究员恩和教授主持完成。2011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以我中心学术著作系列(TOMUS26)出版发行。

 

 

 

该丛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批民族学重大项目之一——《内蒙古牧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最终成果,由4本专著组成。

一、项目组的分工

本项目由民族学、经济学、人口学、文化学、社会学、草原生态学、数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与党政部门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通力合作的跨学科研究。

项目主持人恩和、额尔敦扎布负责完成了课题框架设计和项目论证报告。项目分四个子课题实施。

子课题1——《内蒙古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由额尔敦布和研究员主持;子课题2——《草原牧区生态环境安全与资源优化配置研究》,由刘钟龄教授主持;子课题3——由那顺巴依尔教授主持;子课题4——《内蒙古牧区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研究》,由额尔敦扎布教授主持。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特色:

项目的实施虽曾受到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的影响,经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按期完成了原定任务,形成了由4部专著组成的系列成果。其主要内容和特色如下:

成果1——《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由额尔敦布和撰写,其中“草原牧区的自然灾害及其防治”一章的初稿,由天莹研究员提供。该成果从两个方面对内蒙古草原牧区畜牧业问题进行了研究:一是对草原畜牧业的传统管理模式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验教训做出了新的概括和总结;二是对草原畜牧业发展出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课题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突破了只对既定政策的正确性加以论证和诠释的旧框框,客观地评价和总结了以往的畜牧业发展方针政策,认为:①民主改革时期制定和实施的牧区特殊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中央放手使用了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又熟悉牧区特点的民族干部,从而促进了牧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牧区社会的进步;而在随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因以传统农耕文化思想指导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导致了大面积开垦草原等重大失误。②初步论证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牧区草牧场的急剧退化以及超载过牧、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的出现,与牧区经济体制改革时生搬硬套农村经验的做法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③匡正了“游牧落后,农耕先进”、“草原牧区地广人稀”等流行观点的谬误。④梳理一个时期以来草原牧区发展问题上的争论,认为由于往往只把“发展”置于“硬道理”的位置而忽视可持续性这个基础,从而对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埋下了诸多隐患,进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⑤提出了以继承和发展游牧方式的合理内核为基础的草原畜牧业发展模式建议。

成果2——《内蒙古牧区草原退化问题与生态安全带的建设》,由刘钟龄、恩和、达林太、郝敦元、朱宗元撰写。在多年的草原生态定位监测研究和本课题大量调查的基础上,该成果对草原退化的人文社会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相互叠加耦合效应做了剖析,进而提出:①内蒙古牧区草原退化和生态环境恶化,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尽管草原地区的气温比上世纪50年代有所提高(1℃左右),对永久样地22年的观察记录证明,生物生产量的变化属于正常的随机波动,所谓造成草原退化的“天灾说”站不住脚。②牲畜头数的增加和超载过牧,只是在己经缩小的草原区域内和现有的草牧场管理模式下成为草原退化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③根据内蒙古草原退化的实际状况,以植物群落生物产量下降率、优势植物种群衰减率、优质牧草种群产量下降率等9项指标综合测算,提出了4个等级的退化分级。④对秦汉以来草原变迁进行一长时段分析后认为,内蒙古草原严重退化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以农耕挤占、取代游牧,以及蒙古族民族文化精髓的丢弃。⑤鉴于内蒙古牧区地域辽阔,不同草原类型区域的退化荒漠化的原因不尽相同,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治理模式。⑥同蒙古国相比,内蒙古草原的退化荒漠化更为严峻,其导因更为复杂。⑦草原生态安全带的建设应遵循人口—资源—环境—发展(P-R-E-D)模式。

成果3——《内蒙古牧区社会变迁》,由那顺巴依尔、王俊民、包红霞、图门其其格、乌兰图克、格日勒图、苏永生、恩和撰写。该成果关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社会政治运动和目前正在经历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呈现的主要社会事实,着重从社区变迁、人口问题、亲属制度、消费模式、民族教育、宗教信仰等层面,做了研究和分析。并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①鉴于迄今为止对内蒙古牧区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尚无系统研究,我们的研究属于首次从多学科视角(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族经济学等)观察和分析上述社会层面的较为系统的研究尝试。②在社会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蒙古族亲属体系、家庭结构、婚姻等诸多社会生活重要环节方面,已发生结构性的或根本的变迁,并指出了导致这些社会文化变迁的政治经济因素。③首次提出蒙古族的衣食住行及生活消费已与其传统消费模式脱节,变更为与现代/汉族文化接近的一种消费模式这一观点,并认为这种新的消费模式的形成,是在整个国家和社会进步和发展意识形态的直接作用下完成的。④内蒙古牧区社会在约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期里,其精神文化己从佛教主导型转向较为世俗化;而这一过程与现代教育的普及息息相关。当然,传统宗教在内蒙古社会生活中并未完全消失,仍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包括起着积极的伦理道德疏导作用。该成果也对这一领域变化做了较为细致的理论梳理。⑤我们通过现代教育在牧区的普及进程,观察了民族教育的发展和变迁,力图说明民族教育的现代化在蒙古民族融入中国社会文化进程中的意义,并指出其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和理论问题。⑥理论上概括了内蒙古牧区社会的结构、布局和功能,分析了其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历史条件。总之,如果说,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人和事物的分类并赋予他们特定意义的过程,那么我们所做的研究就是探究牧区蒙古族对人(自我、家庭、亲属、性别、社会阶层)和事物(从居住到服饰)的重新分类和赋予新的意义的历史进程。

成果4——《内蒙古牧区发展研究》,由额尔敦扎布、包玉山撰写。该成果总结了作为一个特殊区域的草原牧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实施的发展政策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如下观点:①首次提出草原的价值不是有直接投入的劳动量决定,而是由再生产同样面积草原即人工草原所投入劳动量决定,据此指出了征用或占用草地所应支付的费用标准。②自改革开放以来,草原牧区在绝对意义上取得了发展,但在相对意义上却落后了。其主要表现可概括为“边缘的边缘化”。③有鉴于此,主张协调草原法、土地法、矿产法、森林法之间的关系,依法治理和保护草原,保护和发展游牧文明,确保文化的多样性。

三、成果意义、影响

本课题成果的部分内容已作为阶段性成果发表和出版之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关于草原荒漠化问题若干新观点,在关心草原命运的众多社会人士中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课题组几名学术骨干均曾接受本地区多家新闻媒体采访,《中国民族报》理论版发表了我们的2篇文章(2003年6月10日、7月15日);《经济观察报》及其网站发表了采访我们的长篇访谈录(2003年1月27日、2月27日);我们课题组几名成员应中国文化书院、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邀请,先后参与了2003年3月在北京和2004年4月在呼和浩特主办的《曾经草原—内蒙古生态与游牧文化展》活动,面向学者和公众开设了讲座。这些成果对国外学术界也曾产生一定影响。瑞士发展与合作署(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蒙古项目主持人、瑞士驻蒙古总领事为首,瑞士、德国、蒙古等国学者组成的学术考察交流团一行15人于2004年4月19-26日期间专程访问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就天然草牧场的管理、保护与恢复,人工草场的建设,草原荒漠化的根源,牧区发展的政策与法律环境,转型时期牧民生活等广泛议题,同本项目组做了交流。课题成果中的部分观点曾在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顾问会议、内蒙古政府法制顾问会议、内蒙古党委政研室有关会议提出后引起共鸣,也曾产生一定影响。同时,这一成果在蒙古学的学科定位、牧区问题的本质特征等基本问题上有所突破,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若干特色:

首先,牧区研究课题的立项启动本身就是冲破蒙古学学科概念方面的思想禁锢,突破其传统界限的产物。鉴于具有中国特色蒙古学学科定位工作的长期缺失,蒙古学界许多业内人士把自己投身其中的学科基本等同于、甚至完全等同于俗称“老三篇”的蒙古族语言、文学和历史的研究。项目组关于牧区问题的系统研究及其成果向人们表明:牧区发展问题本身就是蒙古学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

其次,本系列成果的作者们超越了将牧区仅仅视为“利用天然草原,采取放牧方式,经营畜牧业以取得畜产品为主的一类区域”这一传统认识,将其重新界定为20世纪上半叶之前农耕入侵历史进程中得以保留下来的“蒙古民族地区”。

基于对牧区本质特征的这一认识,我们进行了多学科通力合作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结论。例如:①课题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突破了只对既定政策的正确性加以论证和诠释的旧框框,客观地评价和总结了以往的畜牧业发展方针政策;②初步论证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牧区草牧场的急剧退化以及超载过牧、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的出现,与牧区经济体制改革时生搬硬套农村经验的做法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③内蒙古牧区草原荒漠化,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其主要成因是人为因素,究其本质,它不是超载过牧型荒漠化,而是垦殖性荒漠化;④自改革开放以来,草原牧区虽在绝对意义上取得了发展,但在相对意义上却落后了;⑤作者们为草原牧区畜牧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继续坚持以继承和发展游牧方式的合理内核为基础的草原畜牧业发展模式。

该系列成果还关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社会政治运动和目前正在经历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呈现的主要社会事实,对内蒙古牧区的社区变迁、人口问题、亲属制度、消费模式、民族教育、宗教信仰等问题,做出了新的概括,得出了若干新的结论。

不过,鉴于草原牧区问题本身是一类涵盖诸多领域,涉及历史与现实的重大题目,我们的工作也只是涉足这一问题的初步探索,疏漏与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界读者提出批评指正。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对草原牧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推进,便是我们提交出版的心愿所在。

文章出处(来源):   http://mgxzx.imu.edu.cn/info/1012/12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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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开发中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调研报告

额尔敦扎布  沈斌华

调研时间:1999年6月——2001年10月

调研地点: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东胜区、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乌审旗、杭锦旗、伊金霍洛旗、达拉特旗。

调研对象:企业、农村、牧区、开发中的项目;待开发项目;生态建设项目;退耕还草、围封转移等项目。

咨询对象:市有关机关、旗区有关机构、理论工作者、农牧民、企业管理者。

成果及反响:2002年10月出版专著一本《鄂尔多斯模式研究》;2002年12月12日中央电视台12频道(此前是内蒙古电视台)曾报道过我们对该模式的理论概括。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鄂尔多斯市经济呈现出超常规发展的态势。在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中,它悄然崛起,一跃成为全区经济发展最强劲、最活跃的地方。

鄂尔多斯市,即原来的伊克昭盟,位于内蒙古西南部,为黄河“几”字形大湾所环抱,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陵寝安于此地。它是一块“大地方,穷地方,好地方”。“大地方”系指其地域辽阔,总面积8.7万平方公里,东西跨距约400公里,南北跨距约340公里,现有人口140万,其中蒙古族16万。“穷地方”指的是生态环境恶劣,风大沙多,干旱少雨,经济基础薄弱,属于典型的“老、少、边、贫”地区。北部的库布齐沙漠和南部的毛乌素沙地占全市总面积的48%,西部荒漠草原占29%,东部水土流失严重的丘陵沟壑占19%。全市7旗1区均为贫困旗县,其中准格尔旗(半牧区)、鄂托克前旗(牧区)、乌审旗(牧区)、杭锦旗(牧区)和伊金霍洛旗(半牧区)为“国贫”级旗县;鄂托克旗(牧区)、达拉特旗(半牧区)和东胜区(原东胜县,半牧区)为“区贫”级旗县;8个旗区中,除东胜区和伊金霍洛旗外,都是“山、老区”。所谓“好地方”,是因为地上地下自然资源丰富,主要有煤炭、天然气、化工、建材、畜产品、药材、旅游和土地八大资源,开发建设前景美好。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春风化雨,给沉睡闭塞的鄂尔多斯草原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鄂尔多斯人抢抓机遇,奋力进取,开创了追赶发达地区的“追赶型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加快,终于从“八五”时期开始步入“快车道”,实现了由农牧业为主导向以工业为主导的历史性转变。

鄂尔多斯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国民经济

恢复时期

(1950-1952)

“一五”

时期

(1953-1957)

“二五”

时期

(1958-1962)

国民经济

调整时期

(1963-1965)

“三五”

时期

(1966-1970)

“四五”

时期

(1971-1975)

15.1 1.0 2.8 1.6 7.1 5.4

 

“五五”时期

(1976-1980)

1.87

 

“六五”时期

(1981-1985)

6.80

 

“七五”时期

(1986-1990)

10.53

 

“八五”时期

(1991-1995)

15.46

 

“九五”时期

(1996-2000)

18.96

 

资料来源:由鄂尔多斯市统计局提供数据计算。

200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150亿元,同比增长率为22.4%,比1980年增加43.1倍,年均增长率为20.8%。9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质量和效益,连续7年居自治区各盟市之首。尤其是工业,2000年工业增加值达78.8亿元,同比增长率为29.8%,比1980年增加115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为18.7%;“六五”期间年均增长率为8.1%;“七五”为11.3%,而“八五”达到24.3%,“九五”则高达32.7%。在全区各盟市按工业增加值排序,鄂尔多斯原来位居第10位,现在上升到第2位,仅次于包头市。2000年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137.4,比全自治区平均数高48.23;产品销售率102.1%,比全自治区平均数高3.21个百分点,均列全区第一。目前已形成煤炭、电力、化工、建材和绒毛纺织5个支柱产业,并正在形成畜产品加工、生物制药和林木加工3个新支柱产业。

全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达到11505元,比1980年增加33.7倍,年均增长率为19.4%,超过了自治区较发达地区包头市(11186元)和呼和浩特市(8480元),比自治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872元,几乎高出1倍,比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78元高出63%。2000年全市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2453元,比1980年增加10.5倍,年均增长率为12.97%,接近包头(2548元)和呼和浩特(2539元)地区农牧民的收入,超出自治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038元的水平,农牧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80年的54%降到46%。全市职工年平均货币工资2000年为7951元,超过自治区平均水平6974元近1千元,超过呼和浩特市(7548元)和包头市(7517元)的水平。2000年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2.07%,是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中最低的(全区为3.34%),在全国也是很低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为5501.8元,比1980年增加17.2倍,年均增长14.8%,超过内蒙古自治区5129元的水平,超过包头市(5435.5元),接近呼和浩特市(5581.9元);恩格尔系数由1980年的57%降至38%。全市财政收入2000年比1980年增长67.13倍,年均增长率为23.5%,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高2.7个百分点。在内蒙古自治区101个旗、县、市、区地方财政收入排序前10名中,东胜区名列第一,准格尔旗位居第二,达拉特旗第六。人均地方财政收入2000年达到7237元,超过了包头市(7044元)和呼和浩特市(5240元)。由此可见,如今的鄂尔多斯后来居上,已经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前列,令人刮目相看。

鄂尔多斯市处于蒙晋陕三角内蒙古一侧,东部丘陵,西部波状高原区,中部沙漠区,北部平原区。年蒸发量是降雨量的十倍以上,山沙两区占全部面积的80%以上,其中堪称世界水土流失之最的砒砂岩裸露区占总面积的1/4,被专家称为地球癌症,是西部脆弱生态的缩影。“八五”、“九五”期间4个旗区被列入水土保持世行贷款项目实施范围,5个旗被列入生态建设重点项目实施范围,3个旗区被列入退耕还草实施范围,市辖8个旗区整体被列入国家生态建设重点县。图发展,谋富裕,前提是求生存。为改善恶劣的生态环境,鄂尔多斯在90年代投入生态建设资金近七个亿,把生态建设当作首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立市之本。通过生态建设森林覆盖率、植被覆盖率大大提高,农牧民收入明显提高,储蓄率、投资率不断增强,为农牧业生产以及工业生产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过去的数千年,西部的绿洲、草原和矿产的开发已经过度,今后能开发的或许只有沙漠。鄂尔多斯市在立沙为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就此而言,它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西部开发的根本任务是生态建设,离开了生态建设就谈不上生活提高和生产发展。生态为先,三生统一,是鄂尔多斯发展的前提。

鄂尔多斯的自然禀赋严重制约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地理位置又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更是如此。面对气候干旱、荒漠连片、高原寒冷、无水运、缺雨水、离港遥远等恶劣的地缘状况,鄂尔多斯人立足本地,充分发挥地下资源富集的优势,使该地区成为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极。

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结构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得到了良好的效果。从生产结构来看,鄂尔多斯第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超过80%,其中工业占据了重要的比例,服务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工业中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合理比例,也是生产结构的重要内容。“七五”以后轻工业比重曾有所下降,但如今又上升到50%,收益率平均高出5%(全国),有的行业甚至高出30%—170%(饮料、烟草等)。这在以重工业型结构为特征的西部地区,是个很突出的成就。就业结构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之一。西部绝大部分省区的劳动人口中,农民的比重高于60%,而鄂尔多斯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低于该数,第三产业从业人员逐年大幅度增加,第二产业从业人员自“九五”开始波动式减少。需要说明的是,农村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第一产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农村劳动力的相当一部分人不是农业劳动者,他们从事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其他各种服务业。农牧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在鄂尔多斯已初见端倪。

衡量所有制结构中国有和非国有比重的两个指标是工业固定资产总价值的份额和工业总产值的份额。从第一个指标来看,鄂尔多斯国有经济的投资从“七五”开始下降,到“九五”后期仍占70%;从第二个指标来看,工业总产值从“七五”时期的60%下降到“九五”末期的15%左右。从任何一个指标来看,所有制结构的空间模式有一个基本的趋势,即区域经济的发展,所有制结构越是多元化,其发展程度就会越高。这一点说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是地区经济高增长的良方。毫无疑问,非国有经济的增长快于国有经济的增长,否则,非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就不可能扩大,因此从逻辑上推理,非国有经济份额相对大的区域,要比那些国有工业份额高的区域发展得更快。需要强调的是,鄂尔多斯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是对原有国有经济进行非国有化改造,即主要是对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进行改造的结果。这种改革给人们的启示是:西部大开发,需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民营经济为主体。民营是相对国营说的,凡不是国有国营的,就是民营。非国有是相对于国有说的。西部开发之所以必须以国有经济为主导,是因为,首先,国家与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解决重大事情必须由国家来办。国家办,实际上是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来办。其次,重大开发项目、基础性建设,开始时只能主要靠国家来办,由国家出面,制订方案,加以规划,组织社会力量,才能办得起来。国家经济为主导,其实质是由国家财政来办企业事业,起到引导、带动、组织作用。再次,只有以国家经济为主导方能防止和避免西部开发中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这些是国外开发实践已经证明了的经验教训。西部开发中民营经济处于主体地位。因为,只靠国家投资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依靠民间投入;发展地方经济,增强地方实力,增加地方财政,需要民营经济的发展;发展民营经济才能加速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思想观念的转变,构筑大开发的有效运转机制;民营,特别是其中的私营经济民营科技企业,是现阶段最具发展活力的经济,而且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下岗职工的主要渠道,又是农村集镇化、城市化的主要依托和支撑点。

鄂尔多斯人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大力实行民营化。这种改革是核心制度的改革,与沿海地区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沿海地区改革的本质是增量改革、制度外突破,改革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并非因国有企业内部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是因为非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制度外广泛而迅速的发展。由于非国有经济与市场机制存在着天然的一致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市场为导向,以竞争为动力,不存在政企不分的弊端。因此,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市场的进程具有非常直接的根本性作用。同时,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还会对市场竞争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而市场竞争的形成又会对国有企业改革产生积极推动作用,迫使它们逐步走向市场。民营经济的发展,使国有经济比重大幅度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必然性,是经济转型的必然产物,也是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

制度外突破或改革的典型模式要首推温州模式。温州经济模式是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模式。它是自发,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在自发秩序中先有先行者实践样板,积极引导,通过互相博弈不断扩展和完善,使自发秩序形成新的体制、新的制度。先是广泛发展个体经济,而后把个体经济组成股份制、合作制、合资经营等多种形式的联合体。联合体的出现,既体现了生产力发展而带来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又体现了交易费用内部化的节约方式。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力,其产权归属关系是属于乡镇、个体、合伙和个人所有制的混合型所有制。在产业革命阶段,大企业是好的,但是到了知识经济阶段,应当说小企业也是好的。小企业把商品生产和经济决策统一于一身,有利于创新意识的萌发。而创新机制又接近生产单位,所以有利于提高技术更新速度,从而争取市场先机。众多中小企业,可以吸收社会分散的人才和资本,每个企业又如同一所小学,可以培养大批的企业家。这既能体现经济增长,又能实现充分就业。

如果说温州模式的起点是私营经济,那么,鄂尔多斯模式的起点便是国有经济。温州模式是家庭经营、个体经营逐渐向合伙经营转变,而鄂尔多斯模式是国家所有,政府经营转向民间经营。前者以中小企业为主力,后者以大企业、企业集团为龙头。温州模式是自发形成的模式,而鄂尔多斯模式是政府主导下形成的模式。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的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的创新都离不开政府。政府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同时又可能是经济衰退的根源。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情况更是如此,事实证明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是无法打开现代化大门的。鄂尔多斯政府为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超常规发展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1、提供公共服务。主要从事道路、基础设施、公共文教等方面的建设和投资,保障社会治安,营造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结束了没有铁路、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的历史。

2、维护市场秩序。司法机构以法律为准绳,及时发现和纠正不正当经济行为,对滥采滥伐、滥垦过牧、污染环境、破坏资源、偷税漏税、侵占公物等行为的当事人进行警告、罚款和行政处分,甚至进行起诉。

3、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原材料、能源和交通等产业,消除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4、制度创新。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进行改革,及时提出创业计划,确定实现计划的战略重心、步骤、具体目标和措施。同时,创新无形制度,创立新的文化理念、意识形态、创业精神。

5、合理利用资源。通过制定地方条例、政策以及行政措施治理生态,保护环境,育林固沙,合理利用耕地和划地,严格禁止掠夺式的开采。

四、结 论

鄂尔多斯模式是以政府适当干预为主导,以国有企业改革为起点,以组建企业集团为龙头推动区域经济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对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因为这种模式是从核心制度的改革开始的,而改革本身又是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为基本特征的。所以与沿海地区自下而上的诱致性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2003年6月10

文章出处(来源):   http://mgxzx.imu.edu.cn/info/1012/12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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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一处摩崖石刻被确认为《封燕然山铭》

新华社乌兰巴托8月15日电(记者阿斯钢)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15日宣布,在蒙古国中戈壁省发现的一处摩崖石刻,近日被中蒙两国联合考察队确认为东汉史学家班固所作《封燕然山铭》。

成吉思汗大学校长拉哈巴苏荣告诉新华社记者,这处汉字摩崖石刻发现于20世纪90年代。当地有关专家学者几经探究,但一直未能成功解读。2014年,蒙方把这一情况告诉中国内蒙古大学著名蒙古学家齐木德道尔吉,并邀请他到蒙古国进行实地考察。

据拉哈巴苏荣介绍,今年7月下旬,成吉思汗大学和内蒙古大学专家组成联合考察队,来到蒙古国中戈壁省德勒格尔杭爱县对摩崖石刻进行实地考察。

据联合考察队中方专家齐木德道尔吉介绍,摩崖石刻位于蒙古国中戈壁省偏西南杭爱山一支脉向南突出的岩石上,摩崖石刻宽130厘米、高94厘米。实地考察过程中,专家们对摩崖石刻进行拓片、照相等工作,并对石刻文字做了逐一核对和辨识。

拉哈巴苏荣说,考察队成功解读了摩崖石刻260多个汉字中的220多个汉字。经过严密论证后确认,该摩崖石刻就是中国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所作《封燕然山铭》。至此,对于这处摩崖石刻的种种猜测和疑惑得到彻底解决。

《封燕然山铭》是东汉永元元年窦宪率领汉军大败北匈奴后,在燕然山南麓勒石纪功的摩崖文字,讲述的是东汉与北匈奴之间最后一场大战。

文章出处(来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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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个民族打造一张文化名片”: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丛书出版

蒙古族人为什么住蒙古包?藏族人为什么至今仍保留叩长头、天葬等习俗?拉祜族为什么会有“男女平等”的传统,其聚居社区又为什么会出现在遥远的美国加州?

2017年8月16日下午,在“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丛书”第一辑新书发布会暨文化论坛上,十余名汉族、蒙古族、藏族、回族、纳西族、拉祜族学者齐聚一堂,探讨如何“为每个民族打造一张文化名片”,展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致性和多样性,回答社会各界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关切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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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学者合影

  “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丛书”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担任总顾问单位,学者乌丙安(蒙古族)、郝苏民(回族)、葛剑雄(汉族)担任总主编,汇集全国400多位各学科专家参与编撰,旨在展示每一个民族的亮点、特点,包括藏族的天文历法、纳西族的东巴文化、赫哲族的冬捕和渔猎、黎族的织锦和树皮服等等。

该丛书共56卷,分批出版;其中第一批7卷9册(《天子骄子——蒙古族》、《雪域之光——藏族》、《澜沧笙歌——拉祜族》、《云龙彩云——纳西族》、《鹿鸣兴安岭——鄂温克族》、《乌苏里渔歌——赫哲族》、《琼岛守望者——黎族》)历时五年编纂,在今年的“上海书展”首发。

 

藏族人为什么选择天葬?

   “藏族卷的第一章写的就是人文地理,只有先了解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才能理解藏族文化为什么在这里产生。” 《雪域之光——藏族》主编、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袁晓文(益希汪秋,藏族)说。

藏族是一个典型的高原民族,其分布范围大致和青藏高原的范围重合。尽管也有一些民族与藏族交错而居,但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区域基本上都是藏族生活的地方。“为什么藏族文化主要是向东发展,而不是向中亚和南亚?因为南边有喜马拉雅山脉,西边有昆仑山等山脉;而向东,是从海拔的高处往低处去,要容易得多。”

藏族文化是为了适应高原环境而产生的生存策略、生存智慧。驯养藏獒、牦牛,栽培青稞……在极具高原特色的物质空间之外,高原先民对精神世界的塑造更加引人注目。例如学者分析藏传佛教信仰体系的社会功能包括减少人口增殖和减少人的物质欲望,从而与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相协调。

在现代文明不断冲击的今天,藏族依然顽强保留了叩长头、转神山、拜圣湖的习俗,代表了人类对自然膜拜的一种极致。在藏人眼里,大部分山都是神山,大部分河都是圣水,这种对神山、圣湖、圣水的信仰和崇拜是世界范围内都绝无仅有的现象。这种对自然的高度敬畏和尊崇,是藏族人世世代代在人类极限地区——青藏高原生活所沉淀下来的文化经验。

“一些不了解藏族文化的人可能会以愚昧、落后来理解这种行为现象,其实这凝聚着藏族文化的智慧。在极端脆弱的环境下,人必须和自然保持高度一致的协调。”袁晓文在序言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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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冈仁波齐》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星星在《雪域之光》第一章中写道:“雪域注定要成为佛教生根繁茂之地……抛开政治因素不说,高峻、空灵、气象万千的雪域高原是一个认知和理解宇宙及人生法则最理想的地理空间,最适合也最需要佛教这样赋有博大兼容气度、能够通透终极真理的知识和觉悟在这里发展。”这种精神空间的营建,是适应极地生存的特殊诉求和最高建树。

同样常常引起关注甚至受到误解的是“天葬”。在我国,天葬是藏族和蒙古族共有的葬俗,其中藏族又有一些独特的习俗,如有专门的天葬台,有专门进行天葬的动物——秃鹫,有职业天葬师,天葬时必须有喇嘛参加等等。袁晓文在序言中写道:“藏族人选择天葬,既有自然环境的适应,也有文化选择。”

从生死观的角度而言,藏族人更看中灵魂,而死去的躯体只是一副皮囊,通过鹰鹫的飞升把死者的灵魂带到天上,蕴含了天人合一的理念;

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说,高海拔地区基本没有树木,缺乏木材,而土地基本是冻土层,一旦破坏基本不可能恢复,即便土葬,遗体也不易消解,所以人们一定会选择一个和这样的环境相匹配的丧葬方式;

而从宗教层面来说,天葬的思想基础是佛教的灵魂不灭说,与佛本生故事“舍身饲虎”、“舍身饲鸽”等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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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天葬时必须有喇嘛参加,超度亡灵

  拉祜族为什么“男女平等”?

“两性合一”是拉祜族的独特文化,没有男尊女卑,其民间谚语有“世间万物成双对,形单影只不存在”的说法。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刘劲荣(拉祜族)、云南大学教授张锦鹏主编的《澜沧笙歌——拉祜族》一卷中,介绍了这种独特的精神世界。

拉祜族传统观念认为,村寨领导职位应该由夫妻共同担任,在祭祀至上神灵时必须摆上成对的供品和法器,有不少类似“筷子成双”的谚语,它们都喻示着一种理念:男女必须结为连理,之后便形影不离,同心协力。甚至,拉祜族过年要过两次,先过“女人年”,再过“男人年”。

“两性合一”文化造就了拉祜族较为平等的男女地位,在生活中要求男女共同做主,夫妻共同掌权。在拉祜村寨中,村民常以男女户主的名字联合起来称呼一个家户,例如扎列(男)和厄娜(女)夫妇,村里人便称之为“扎列厄娜家”。尽管历史变迁对传统拉祜村寨的结构有所破坏,但在21世纪到来之际,大多数拉祜户主的双家长之间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一致,“同声同气,共进共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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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祜族婚礼要在男方女方家分别举行

   除了有78%的人口分布在澜沧江以西,拉祜族人在东南亚的缅甸、泰国、老挝、越南以及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等地也有分布,这些拉祜族人都是由中国云南省迁入异国他乡的。

在采访中,拉祜族学者刘劲荣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介绍了他前往美国加州寻访拉祜族小镇的“奇遇”:“美国的这个拉祜族聚居小镇有3000多人,平时工作生活和一般美国的亚裔无异,但拉祜族的语言、文字、服饰、习俗通过宗教活动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他们去教堂时穿着民族服装,读拉祜语写成的圣经,学民族的史诗和歌曲。”

据刘劲荣介绍,这些拉祜族人是在越战之后从东南亚迁往美国定居的。起初他也不确定,这些素未谋面的美国公民究竟会不会有拉祜族的认同?但一下飞机,他就看到用拉祜语书写的欢迎横幅,紧接着是极度热情的款待。“他们虽然不会汉语,但因为史诗、文化的传承,都知道拉祜族的祖先来自中国,而我从中国来,他们就以对待祖先一般的规格对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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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加州也分布着一小部分拉祜族人

   蒙古人为什么住蒙古包?

蒙古包是蒙古族物质文化最显著的特征,蒙古人携着蒙古包或是游牧、或是征战,几乎走遍整个亚洲大陆,堪称世界上最具流动性的建筑,也是亚洲游牧民族的一大创举。据《天子骄子——蒙古族》主编、内蒙古大学教授齐木德道尔吉介绍,内蒙古文联译审郭雨桥先生自学蒙古语、自费踏遍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蒙古族居住地区,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以独特视角写作了该书中的蒙古包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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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包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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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形式的“蒙古包”(图 郭雨桥)

   蒙古包是游牧生活的产物,它易于搭建,能够逐水草而居。蒙古包为何是圆的?这种设计蕴含了几何学、力学的道理,一方面能最大限度地使用空间,一方面能均匀分散压力,并且确保蒙古包内生火时排烟顺畅。而当风雪刮向蒙古包时,会顺着包顶的弧线划过,不会积聚在蒙古包前后,以至于将蒙古包掩埋。

蒙古包既是民居,又是时间计量的工具。这得益于蒙古包顶的套脑和呈圆形辐射状的乌尼杆,能够均衡地丈量太阳照在蒙古包里的时间,使蒙古包变成一个日晷。

蒙古包对蒙古人的体质、性格、气质、文化心理的塑造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一个从小在蒙古包里诞生、在马背上成长的人,他的精神世界与农耕民族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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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包的计时方式

   蒙古袍同样是与游牧生活相契合的一种发明,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发布会现场的蒙古族学者均身着蒙古族服饰。

会议间,90岁高龄的辽宁大学教授、蒙古族学者乌丙安先生穿着的是较为传统的蒙古袍,其腰间缠绕用绸子制作的传统腰带。这种腰带有两至三丈长(约6.6-9.9米),较宽,在传统的游牧生活中具有多种功能:保暖;骑马时保护肋骨和内脏、减少颠簸痛苦;把袍服分成两个部分,上面形成口袋可以装物品或做婴儿襁褓,腰带上可以垂挂一些游牧用具如蒙古刀、鼻烟壶等等;特殊情况下可以用来提水、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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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传统蒙古袍的乌丙安先生。传统蒙古服饰的腰带有6.6-9.9米长。

   齐木德道尔吉先生则身着改良版蒙古袍,所佩腰带是一种便捷式样的腰带,穿戴方便;而另外一位青年学者则身着更加轻便、时尚的蒙古族服饰。几位学者表示,在当代社会如何实现民族语言、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是非常紧迫的问题;而蒙古袍的改良,作为民族传统的物质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的范例,或许能带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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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改良版蒙古袍的青年学者

文章出处(来源):   澎湃新闻 记者 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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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正式入选CTTI来源智库

新华网呼和浩特12月28日电(白玲迪) 28日,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新型智库建设暨2016年度教育部重大委托、基地重大项目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

据了解,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首批来源智库,为内蒙古自治区高校惟一入选机构。

“智库建设是新生事物,在高校建设新型智库,更是前所未有的。”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齐木德道尔吉介绍说,他们中心将以这次被列入“中国智库索引来源智库”为契机,发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一重要平台的功能,坚持以“蒙古学研究”为核心,围绕主攻方向“‘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内蒙古发展问题研究”和“当代中国蒙古族研究”,充分发挥基础研究的优势,聚合学科力量,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产出具有显示度和原创性的重大成果,为国家和自治区的发展服务。据内蒙古教育厅副厅长张亚民介绍:“高校智库建设首先要把握方向,利用地缘和文化特色优势打造一流的团队,培养开放性、竞争性、流动性的学科带头人和研究人员并用于创新,注重学术交流。”

中国智库索引(CTTI)由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与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研发的中国首个垂直搜索引擎和数据平台。2016年12月17日,由光明日报社、南京大学主办,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与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承办的“2016中国智库治理论坛”上发布了我国首个智库垂直搜索引擎和数据管理平台——中国智库索引(CTTI)的首批入选智库名录及效能测评报告。

在智库进入快车道发展的今天,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成为全国255所高校智库中的一份子,为自治区的智库建设搭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平台,在自治区高校智库建设科学引导、规范管理方面将会发挥良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蒙古族文学资料汇编》出版座谈会在内蒙古召开

         7月24日下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老学者丛书》的第一部成果《蒙古族文学资料汇编》出版座谈会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召开,来自自治区民委、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区内高校以及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院的50多名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参会。院长马永真、副院长金海出席会议并讲话。该书的编纂者、我区著名学者、我院离休干部道荣尕先生出席座谈会。会议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布和朝鲁主持,永真代表院党委向道荣尕表示祝贺,并就今后进一步抓紧抓好《老学者丛书》的组织出版工作,弘扬老一辈学者淡泊名利、积极奉献的科研精神,进一步转变科研作风以及多出优秀科研成果、多出优秀科研人才等问题作了发言。

  座谈会上,布和朝鲁介绍了《蒙古族文学资料汇编》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情况。金海代表院党委向道荣尕先生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九十多岁高龄的道荣尕始终以对祖国民族文化事业的赤胆忠心和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远见卓识,在保护民族民间文艺及古籍文献领域默默耕耘七十载,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抢救和保护了大量濒于失传的口头传统和典籍文化遗产,为抢救保护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为蒙古学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我们从事民族文化工作学习的榜样,他不为名、不为利,甘做铺路石的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值得全院同志学习。

在座谈会上,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暴庆五、乔吉、张锦贻、巴特尔研究员,内蒙古大学的呼日乐沙、孟和吉雅、额日敦哈达,内蒙古师范大学哈斯巴特尔,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那顺巴图,自治区民委古籍办副处长龙梅等专家学者进行了发言,他们对道荣尕在抢救保护民族传统文化遗产方面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由道荣尕等老一辈学者搜集整理,由道荣尕主持编纂的《蒙古族文学资料汇编》,几乎囊括了蒙古族民间文学的所有体裁,包括传说、故事、民歌、英雄史诗、民间戏剧、乌力格尔、好来宝、祝词、赞词、仪式词、叙事民歌、谚语、乌力格尔曲调以及少量近代蒙古族文人作品等,读者可以从中了解蒙古族民间文学的整体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书集中反映了我国搜集整理与研究蒙古族民间文学的历史轨迹,是研究中国蒙古学学术史难得的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蒙古族文学资料汇编》原本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内部编印的资料丛书,是为当时编撰《蒙古族文学简史》而编的重要学术参考资料,在国内外颇具影响,但由于是内部编印,印数较少,目前已很难找到成套的书,这次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弥补了这一缺憾。

道荣尕先生除了搜集、整理、主持编纂上述《蒙古族文学资料汇编》之外,先后公开出版了《蒙古族民间故事》、《锡尼喇嘛的故事》等20多部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他还收集了《俺达汗传》、《白史》、《蒙古源流》,蒙古文《甘珠尔经》、《丹珠尔经》,《成吉思汗祭经》等多部珍贵的历史、宗教文献及大量档案资料,有的孤本善本已经成为国际蒙古学界极其珍贵的文献。2009年,道荣尕先生因在民族传统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和搜集、整理方面贡献卓著,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颁发的“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成就奖”荣誉证书和金质奖章。

文章出处(来源):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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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蒙古族远古文学的最高成就——《江格尔》

《江格尔》是13世纪蒙古族土尔扈特部群众集体口头创作的说唱叙事诗,主要讲述阿鲁宝木巴地方以江格尔为首的12名英雄,同芒奈汗、布和查干等进行抗争,收复部落,建立起强盛国家的故事。经过民间艺人不断加工、丰富,篇幅逐渐增多,内容逐渐丰富,最后成为一部大型史诗。国内外已经搜集到的共有60多部,长达10万行左右。

简介

如果说英雄史诗是蒙古族远古文学中最重要的民间文学体裁,那么《江格尔》就是这一体裁中篇幅最长、容量最大、艺术表现力最强的代表,它代表了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最高成就,从而也代表了蒙古族远古文学的最高成就,成为蒙古族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被中外学者誉为“蒙古民族史诗发展的顶峰”,并与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和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并称为三大英雄史诗。2006年,国务院批准江格尔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边垣编写的《洪古尔》一书。195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十三章本蒙古文的《江格尔》。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江格尔》(15部)的汉文译本。1993年4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黑勒、丁师浩翻译的《江格尔》第一册第二册,全书24章。此外,在国外还有德﹑日﹑俄等多种文字的部分译本,研究《江格尔》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

文章出处(来源):   http://nm.people.com.cn/n2/2017/0822/c381125-306378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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