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宗教文献

Ancient Mongolian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Collections

Focus on International Libraryand Information Work,Volume 44, Number 2, 2013 Editorial 43, London, UK Ancient Mongolian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Collections in China by Delger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Library) Mongolian Buddhism was adopted from Tibetan Buddhism and much of its rec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Tibetan Buddhism of the Gelugpa School. As early as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the Mongol emperors of the Great Mongol Yuan Empire had already converted to Tibetan Buddhism, but it had not yet b

《金刚经》第五种(佚名)蒙古文译本

《金刚经》第五种(佚名)蒙古文译本 [俄]萨兹金[1] 撰 唐均 译[2] 在佛教经典文献中,蒙古人中常见的是以某种写本和刻本形式流传,或许传出几种文本,多半是佛经,在读者那里颇受欢迎。譬如,在这一系列中给出的有《故事海》(üliger-ün dalai)、《金光明经》(altan gerel-tü)、《大解脱经》(tharpa chempo)。 然而,如果考虑到知名度和普及度,这些经籍都比不上相对还不是那么重要的佛典,科学地衡量,即以《金刚经》(vajracchedikā)最为著名。但是,难处在于接触到蒙古文写本和刻本,而且不得再将该经印制或缮写流出。此例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蒙古藏品部从未得破,目前这里保存有24件刻本和72件写本。 大量佛经写本中有十件以刻本形式流出,以有关利益和解脱之力的佛教戒律,此即神圣文献的抄本,于地位计处于第一位。最重要的是其间有《金刚经》文本,研习金刚菠萝蜜多——亦即有关超脱和成就神圣——的供养记录以佛陀及其门徒须菩提语录的形式保存下来。 应当注意到,西藏和蒙古喇嘛对于宣传该经出力甚多。譬如说,佛教叙事文献中,作为救赎脱离苦厄和积累生前幸
文章出处(来源):   http://www.eastlit.pku.edu.cn/show.php?id=6184
分类目录: 宗教文献 Tags: 总浏览:588

基督宗教的传入与塞北历史纵横谈

“边疆地区近代化进程中的中西文化交流 ——基督宗教的传入与塞北历史纵横谈(系列学术活动)” 圆满落幕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与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边疆地区近代化进程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基督宗教的传入与塞北历史纵横谈(系列学术活动)”于2009年5月27日至31日间在内蒙古大学举行。 本次系列学术活动由学术讲座、学术研讨会、访问学者计划和档案出版计划等四个部分组成,吸引了来自北京、香港、山东、河南、南京、上海、广州、福州、武汉、四川、兰州、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以及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 2009年5月27日上午系列学术活动在内蒙古大学学术会议中心8号会议室隆重开幕。参加开幕式的有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王万义教授、内蒙古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王建华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美国旧金山大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所长吴小新博士、伦敦大学rolf gerhard tiedemann (狄德满)教授、香港中文大学patrick taveirne(谭永亮)教授、内蒙古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张

鄂温克旗的藏传佛教和鄂温克人的信仰

鄂温克旗的藏传佛教和鄂温克人的信仰 孛·额勒斯 鄂温克族萨满教文化在精神层面上,也表现为萨满本人的巨大影响力。大家相信,人类与神灵世界的沟通必须采取某种方式,萨满就是以“激奋”、“癫狂”的悦神醉神通神的方式,来完成人神互通。通常认为当某个神灵附着于萨满体内时,萨满的表现,就不再是他本人的表现,而代表了那个神灵,那一举一动一语一测皆为神灵,是借萨满之口之手之语,神灵与人类完成了沟通。人们还相信,只有萨满的灵魂才能随意脱离肉体,到灵界神界遨游飞翔,为了护佑人类,或与神灵交涉,或与恶摩搏杀。由此产生了萨满教的诸神殿。鄂温克人主要信仰的神灵有:“敖教勒”(祖先神)、“纳恩那”(天神)、“阿格迪博如坎”(雷神)、“希温博如坎”(太阳神)、“玛鲁”(总神)、“托博如坎”(火神)、“白那查”(山神)、“吉雅奇”(保护牲畜神)、“阿隆神”(保护驯鹿神)等。鄂温克人在千百年的狩猎生活中,在十八世纪开始经营畜牧业之后,始终留有自己的神灵谱系,在狩猎、游牧的活动中,祈求萨满教的神灵庇护鄂温克人拥有风调雨顺、家畜繁殖、猎场丰美、子女兴旺的生活。我们发现,鄂温克人的(包括鄂伦春族、达斡尔族)信仰,表现在萨满教方

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信仰文献资料亟待保护

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信仰文献资料亟待保护 黄建铭 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在古老的中华文献宝库中,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文献资料,包括活态资料,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自然崇拜和宗教形式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与认识,总结出了丰富的经验与知识,并用本民族传统的习惯方式将其记载、积累和传递,由此产生了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翔实的文献。沧海桑田,斗转星移,能流传至今的各种文献,实属稀世之珍,它不但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还是历史文物。 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地域的原因,我国对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十分滞后。收集、整理这些堪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活标本”,其价值和意义并不亚于保护一种生物资源。这些文献载体一旦消亡或流失,同样是不可再生的,必将带来与此相关的整个精神体系的动摇,乃至于消亡。因此,强调对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对于改变收藏和研究现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大都不具备这些文献载体保管条件,使得这些珍稀文献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收藏。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信仰

《关圣帝君像》与旗人的关老爷信仰:“白山弟子”补注

《关圣帝君像》与旗人的关老爷信仰:“白山弟子”补注 李勤璞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关公百图》(1996)中有一幅康熙六十年(1721)李进泰作的“关圣帝君像”,系骑马持青龙偃月刀姿势。经过对像左侧识语内“白山弟子”一语的文献考究,显示这是清代旗人特别是满洲八旗人士的作品,而这样姿势的关羽像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因而对于理解东亚地区关帝信仰、艺术表现和清帝国的政治文化,都具有丰富的意义。 关键词:白山(šanggiyan alin);长白山(golmin šanggiyan alin);鸭绿江(yalu giyang);籍贯;关帝信仰 中图分类号码:k207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版画收藏家和研究家王树村编辑一套“中国民间四百宝相图说”,共有四本,其中一本是《关公百图》,承佟悦先生(沈阳故宫博物院)指示得以购读。这本书的第二幅图为彩色拓本《关圣帝君像》,编者注明其时代是“清初”。在另一处,王氏也交代这个彩色套拓本为初拓。[1]令我注意者是关公表现上的“立马提刀”姿势,以今所见,这种姿势的供奉图象,以这幅为最早(1721年)。但至今,我们看到的

1949年以前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

1949年以前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 王启龙邓小咏 新中国建立以后,藏传佛教研究方面硕果累累,这方面的总结和回顾文章已经不少。但是,在1949年以前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曾有许多学术先贤、高僧大德撰写过不少著述,成就卓然,而这方面的回顾和总结性文章极为鲜见。本文谨就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在藏传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作一较为系统的总结和评述,以供学界同行参考和批评。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分成文章(用双引号括出)和书籍(用书名号括出)两部分叙述。 一、文 章 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的研究一直是藏学研究中的重心之一。据统计,1949年以前西藏宗教类的文章约330多篇(含译作)[1]。当然,如果我们剔除那些学术性不强、论述一般或条目重复的文章,算得上学术文章的并不多。在此我们择要介绍如下: 通论方面文章最多,有些是翻译作品,其中林有壬译的“喇嘛教的研究(1、2)”[2]、龙腾渊译的“西康之宗教”[3]、寂悟译的“喇嘛教的分派及其发达”[4]、范石轩译的“喇嘛教小史”[5]和张岭山译的“蒙古的喇嘛与喇嘛庙”[6]等比较重要。上述文章中,“西康之宗教”简述了西康宗教信仰的一般概貌;“喇嘛教的分派及其发达”则分析了藏

1950-2000年的中国藏传佛教研究

1950-2000年的中国藏传佛教研究 王启龙 新中国成立,可谓改天换地,这为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不少从旧社会步入新社会的专家学者、高僧大德继续在藏传佛教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为推进新时期的学术研究向前发展做出了贡献。可惜,后来运动不断,尤其是“文革”期间,学术几乎陷于停顿。因此,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与藏传佛教研究相关的文章着实不多。据统计,从1950-1979年,只有100余篇文章发表。其中大多发表在《现代佛学》等杂志上,主要篇目有如: 通论类有牛山、慧吉祥、司马平的文章,是藏传佛教方面概述性的文字[1]。这方面法尊法师的《西藏前弘期佛教》和《西藏后弘期佛教》[2]描述得最为详尽、最为切合实际。融熙的《西藏政教与汉土禅宗的评价》[3]评述并比较研究了西藏政教制度和汉地佛教禅宗的历史与现状;吕澂先生的《汉藏佛学沟通的第一步》[4]论及了汉藏佛学交流的渊源。喜饶嘉措的文章表现了一个爱国僧人对新时代的诞生和新中国的建设的满腔热情和无限期望[5]。南怀瑾的文章《西藏佛教密宗文化的简述》[6]概述了藏传佛教密宗文化诸方面,行文平易,此文发表于1959年。没想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2003年3月8日,《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出版新闻发布会暨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现状与发展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任继愈、黄心川、巫白慧、吕大吉、楼宇烈、杨曾文、蒙培元、牟钟鉴、陈来、方广錩等学术界专家,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教授、副校长冯俊教授以及媒体记者等7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对于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以及《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以下简称《要义》)在佛教哲学研究上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发表了看法。大家一致认为《要义》是我国佛教哲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将我国佛教哲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叶小文局长认为《要义》的出版将深化我们对佛教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天权教授认为《要义》一书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并希望学者“学习方立天教授潜心学问的精神”。任继愈教授为方立天教授题词:“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任继愈:方先生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佛教研究有意义,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是一个推动。 方立天先生这本书的出版,我不觉得意外,而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方先生有两个特点:一是理论基础打得好。哲学是基础,是骨干

藏传佛教及其宗派

藏传佛教及其宗派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数)。10世纪后半期形成。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至今,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仍多信奉藏传佛教。 佛教何时传入西藏,说法不一,但正式传入西藏,应在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执政时期。此时,西藏正式被统一,并且创立了统一的藏文字,为了加强和稳固统一的政权,松赞干布对佛教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及支持,先后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唐朝文成公主。二位公主皆来自佛教盛行的国家,她们在进藏的同时,带来了大批的佛经和佛像。期间从内地及西域陆续来了一批佛教僧人传播佛法。 松赞干布之孙,金城公主之子赤松德赞继位时,迎请印度高僧寂护大师入藏,之后,莲花生大师也入藏传法。莲花生大师深通密法,具大神通,入藏后收伏众多神魔,使他们成为佛教保护神,并建立桑耶寺,选了7名优秀藏族子弟出家为僧,这是西藏首批僧人,号称“七觉士”。之后,相继建了一批寺庙,大批藏族出家为僧,大量佛经被译成藏文,佛教盛行于雪域高原,被称为西藏佛教前弘期。 公元9世纪,朗达磨继任赞普。朗达磨信奉苯教,大力压制佛教,并加以摧毁,不久朗达磨被僧人贝吉多吉刺杀,但佛教并未得到复兴。公元11世纪初,阿底峡大师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