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启颖 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应有之意。内蒙古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既是我国与俄蒙开展经济合作的通道，也是对外宣传国家形象、传播中华文化的前沿。内蒙古应立足自身优势，通过开展与俄蒙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不断增信释疑，加深三国民众间的相互了解，以民心相通带动经济联通，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奠定良好的民意基础。 一、加强内蒙古与俄蒙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内蒙古与俄蒙的经贸往来。目前，蒙古国与俄罗斯分别是内蒙古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2016年内蒙古对外贸易总额为117.01亿美元，其中与蒙古国贸易额为28.07亿美元，与俄罗斯贸易额为27.73亿美元，二者占内蒙古对外贸易总额的47.69％。经贸往来往往伴随着人员的交流和文化的碰撞，商品、经营者都是文化的载体，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表达，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商品形态、特性以及经营者的做事风格、行为品质了解该国的文化，所以，积极推动内蒙古与俄蒙的文化交流，可以对彼此的传统、习俗、礼仪、法律法规等有进一步的了解，从而在经贸往来中做到遵纪守法、有的放矢，推动内蒙

——徐进昌近年来关于上都文化、锡林郭勒文化的论述 和对地域文化、地方学理论的探索与建树 近年来，徐进昌倡导上都文化与锡林郭勒文化，对上都文化、锡林郭勒文化的立论和深入阐述，作了多方面的积极努力。对上都文化、锡林郭勒文化的学科理念和理论架构作了初步的探寻。上都研究从此走出了单纯考古、考证的阶段，揭示元代上都标识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开启了上都遗址的历史文化研究篇章，走上了构建地域文化研究和地方学学科体系的探寻之路。2004年以来发表了多篇上都文化、锡林郭勒文化、蒙元文化、滦河文化和地域文化、地方学建设学术领域的论著，参加北京、温州、泉州、临汾、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包头等多个学术研讨会，多篇论文在研讨会宣讲并编入学术文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下对相关的论文作简要的归纳，列举了11篇论著的提要。 1、《蒙元文化多元性和历史地位及其在当今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发表于2004年5月。分“上都文化的多元化和繁荣”“上都文化在当今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两部分作了论述。始发元研会《上都文化研究》报，2004年7月3日见《锡林郭勒日报》并被新华网、内蒙古新闻网等广泛转载。2005年8月8日在《中国.内蒙

少数民族文化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和宝贵资源。鄂尔多斯市特殊的地域环境和独特的历史演进，使民族地域文化积淀丰厚。发展鄂尔多斯民族特色文化，即注重发展鄂尔多斯蒙古族特色文化。从十三世纪以来，鄂尔多斯蒙古族一代代传承原始宫廷文化、蒙古王朝最高祭祀仪式和蒙古民族经典民俗礼仪，并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了以祭祀文化、宫廷文化、民俗文化为特征的、独具风格的鄂尔多斯蒙古族特色文化，为鄂尔多斯文化注入了丰厚的民族特色文化内涵。 鄂尔多斯婚礼 马头琴表演 蒙古族马具制作技艺展示 　　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深深扎根于这块神奇的土地，形成独具特色、珍贵的文化遗产。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文化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成吉思汗祭典为代表的鄂尔多斯祭祀文化。成吉思汗传统祭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形式独特、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是蒙古民族原始文化的集中体现、鄂尔多斯祭祀文化的经典。鄂尔多斯祭祀包括长生天祭祀、圣主成吉思汗祭祀、苏勒德祭祀、圣火祭祀、山水神灵祭祀；在祭祀形式上集中体现了古老的奶祭、火祭、牲祭、酒祭、歌祭；在祭祀仪式上，保持了蒙

                                                                  徐进昌 温茹雅 内容提要 独特的地域和绵长的历史孕育了多采的地域文化，深厚奇特，芬芳肆意，荡气回肠。地域文化与地方学建设方兴未艾。地域文化学科建设，近十几年来取得了诸多成果。但总体上属于初级阶段，尚有欠完备、欠深刻的地方，一致的广泛的精准的权威的认同还不够。地方学作为一个学科需要确立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 北京学、鄂尔多斯学、温州学、上都文化学、泉州学、西口文化学、敕勒川文化、科尔沁文化等地方学和地域文化研究的出现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理论创新、思维创新、机制创新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民间文化研究机构异军突起，营造了地域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开拓了新的前景。 关键词  地域文化建设  独特的底蕴  基本状态和前景 一 地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学科价值 地域文化是一种特定地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有独特风韵的文化。它有别于一个国家形成的大文化，而是某个地方某个民族具有的独具风韵的文化。凡是有多种地域、多种民族、多种历史的国度，都会

  明、北元时期乌兰察布地区的经济状况 农业：明朝初期，为防蒙古侵扰，对于长城沿边采取“扫穴犁庭”的驱逐政策；加之蒙古各部之间长达400多年的纷争、内讧和战争，致使当时今乌兰察布地区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村庄被焚，土地荒芜，破产农民被驱赶回内地。在也先和俺答汗统治时期，也就是明朝天顺、弘治、嘉靖年间，通过边境战争蒙古掳掠逃亡汉人，还有一部分汉人主动投奔，出边种地。这些人成为开发经营板升的一支强大队伍。板升本为有房舍之意，蒙古人呼汉人为板升。《开元图谱》中认为“板升者，夷人之佃户也。”据《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述“嘉靖初，中国叛人逃出边者，升板筑墙，盖屋以居，呼为板升，有众十余万。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陂溪涧之险，耕种市廛，花柳蔬圃，与中国（中原）无异。”可见当时的农业恢复和发展。当时乌兰察布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与内地差距不大，内地的牛犁、锄等农具及麦、谷、燕麦、豆、黍、麻、糜子等各种农作物皆有，后来还栽种果类和瓜类，甚至板升内还饲养鸡、猪、鹅、鸭等家禽家畜，但耕作方式为粗放经营，广种薄收。正如明朝诗人方逢时在《塞上吟》描写的那样：“人言

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频繁活动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东北的蒙古族主要聚居在辽宁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吉林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和黑龙江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东北的蒙古族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 多元文化影响东北蒙古族文学发展 东北蒙古族民间文学样式包括神话、传说、史诗、故事、民歌、叙事诗、祝赞词、谚语、谜语等，数量多、内容丰富、地域色彩鲜明，表现出多元文化共同影响的特点。 已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可以说是东北蒙古族民间故事的一个代表。目前所采录到的东蒙民间故事，几乎包括了中国故事的各种类型：天神传说、自然神话、创世传说、人物传说、风物传说、神奇故事、宗教故事、幽默故事、动物故事、风俗传说、智者故事、植物故事和生活故事等等。 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内容丰富，“既有蒙古族远祖时期的人生观念，如对日月星辰、天体万物的崇拜，也有追述森林狩猎、畜牧业生活的内容，如射箭、骑马、挤奶、住毡房等，同时又有农耕生活的内容，如种庄稼、砍柴、养鸡鸭等;既有描述东蒙三百年来蒙满通婚往来的历史，也有蒙汉协力农垦的反映”。 共同主题：战

(于学斌) 毡帐文化是以草原民族传统民居毡帐为中心所形成的生活文化，毡帐文化的内涵是围绕着毡帐的选址、搭建、拆卸、运输、毡帐的组合(聚落)等环节而形成的技术、技艺、科学、宗教、习俗、艺术、象征等的复合体。毡帐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是草原民族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生态文化、宗教文化等等的集中体现。毡帐文化分布范围非常广，从大兴安岭西麓往西一直延伸到西部的天山、帕米尔高原，由于这一地带普遍存在毡帐文化，文化特点相似，文化特征鲜明，所以我们称这一地带为毡帐文化带。 　　毡帐文化有五大特点，即群体性(包括民族性、族群性)、地域性、传承性、模式化、等级性。 所谓群体性是指毡帐文化是群体文化。毡帐文化是草原民族共同的创造，由于从事相同的生产活动和具有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所以毡帐文化表现出共性的特征。同时，由于草原民族众多，他们所创造的毡帐文化并不完全相同，这就使得毡帐文化有了以下两方面群体性特点，一是，同一群体内的毡帐文化具有同一性，二是，不同族群的毡帐文化具有差异性，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鄂温克、裕固、塔塔尔、塔吉克等族之间的毡帐文化具有很大的不同；同一民族的不同分支、不同部落之间的毡帐文

一、《马产业、马文化与城市生活》 草原文化是蒙古族文化的核心，蒙古族马文化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草原文化的形象标识。为推动我区从民族文化大区向民族文化强区发展，我们必须研究蒙古马，保护蒙古马，弘扬马文化，充分利用现代马业发展这个巨大机遇，打造“蒙古马”文化品牌。发扬“蒙古马精神”，形塑城市精神内涵，挖掘马文化资源，打造城市品牌形象，依托马业发展，提升城市文化产业，将“蒙古马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使之成为自治区城市发展的清晰符号和显著标识。（芒来 ））00） ） 　　二、《草原文化与城市旅游业深度融合发展路径探讨》 我国文化旅游大致分为历史文化旅游、现代文化旅游和民俗文化旅游三个层面，以草原文化为特色的文化旅游主要包括对文物、古建筑、遗址等资源的历史文化游和和涵盖草原民族生活习俗、体育活动、节日庆典、服饰衣着等的民俗文化旅游。草原文化作为独具特色的文化之一，在与旅游业结合的基础上催生了草原文化旅游。同时，草原文化与城市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满足了文化旅游的个性化诉求，显示出草原文化旅游的新前景。（鲁忠慧、任婕 ） 三、《论弘扬“蒙古马精神”》 蒙古马具有坚韧不拔、勇往直前、忠于职守、甘

(金海) 随着草原文化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担心草原文化的提出及其倡导会不会淡化蒙古族文化，草原文化的研究会不会淹没蒙古学研究，提出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问题。其实，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关系问题既是学界热议的问题，也是草原文化理论体系建设所不能回避的学理问题。本课题组针对学界及社会上的这种担心和热议的问题，撰写《草原文化的历史集成——一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草原文化的拓展与创新——二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当代草原文化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三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等三篇系列论文，对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的阐述，为草原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做出了努力。就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关系问题，该成果所提出的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如下： 1.蒙古族文化是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 草原文化是世代生息繁衍在中国北方草原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个民族都对其丰富和发展做出过贡献。蒙古族文化是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一方面，蒙古族文化的形成是草原文化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是草原文化逻辑进程的延续；另一方

在蒙古草原，经常可以看见大大小小的敖包，“敖包”是蒙古语的音译，“堆子”、“石碓”或“鼓包”的意思。 敖包的形式，各地区大体一样，即在圆坛之上，积石为台，台基上面分成大、中、小三层，重叠成圆锥体，周围涂一白垩，使之坚固。形似烽火台，高约十余丈。遥望如尖塔，直入云霄。平时任风雨吹淋。设有敖包的山陵或山丘，一般都是地势宽广，风景优美的地方，而且便于举行文体游艺活动。 敖包的数目，各地不等。有的是单独的一个敖包；有的是群敖包，即7个敖包并列，中间为主体，两旁各陪衬3个小敖包；也有一个大敖包居中，东、南、西、北各陪衬3个小敖包，成为十三敖包群，汉人称为“十三太保”。 敖包的种类也很多，按年代分，有的地方有成年人崇拜的敖包；按地域分，有的归一屯所有，有的归数屯所有，或一家所有，或一旗共有之。 蒙古族祭祀祭敖包，有各种传说。有的说，敖包就是神的化身，是什么神说法不一。有说是代表山神的，有说是代表水神、龙神，也有说是代表庙神或祖先的。 崇拜、祭祀、赞美的诸神，首先是天神腾格里，然后才是其他诸神。而祈求神灵的是：赐予幸福，消除恶魔。 那木吉拉在《浅谈蒙古族的敖包祭奠》一文中介绍的敖包赞词写道： 在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