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蒙古草原岩石画探讨蒙古草原畜牧方式演化历程

By | February 13, 2013 | 总浏览:1,351

盖志毅

蒙古草原何时产生了畜牧业?畜牧业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畜牧方式是怎么样演化的?至今学术界尚无一致看法。本文试通过对蒙古草原岩画资料、考古资料、民族志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分析,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正于学术界同行。

蒙古草原曾经经历过一个漫长的狩猎时代,在新石器时代末期,青铜时代早期,狩猎业逐渐为畜牧业所取代。近几年对内蒙古草原岩画的研究成果表明,狩猎岩画大多是石器时代的作品,而畜牧岩画大多是石器时代的作品。而畜牧岩画则从青铜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以后的各个时代,乃至近代蒙古族的作品。这说明了畜牧业与狩猎业有一脉相承的演替关系。

那么,狩猎业为什么能转化为畜牧业?

猎人长期的狩猎,熟知各种兽类的脾性,逐渐认识到驯养某些性情温和的草食动物是可能的。同时打到的活动物,在暂不会食情况下,往往暂时豢养起来特别是获得幼兽后,不去立即吃掉。而是为饲起来,发现动物越长越大,逐渐意识到,饲养动物比狩猎获利更大,,同时随吃随杀,无挨饿之虞,于是由自发到自觉的饲养动物来。

自然环境的变化又是狩猎业走向畜牧业的另一个原因。蒙古草原的新石器时代是水草丰美的沃野,雨量十分充沛,这是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和草原,多种多样的野兽在此生存。正如考古学家贾兰坡指出的那样:“我们不仅要看到冰期给人类起源和分布带来的影响,还得考虑冰期过后造成的地理环境,在此可以举例出如下例子:蒙古人民共和国地处内陆,现在气候变化剧烈,除了西北地区雨量较多,土壤比较湿润,植物比较茂盛外,平衡雨量很少,广大的戈壁地区都相当干旱,可是当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并非如此,……从而学者们提出了这样的论断:当末次冰期的时候,蒙古高原处在以中亚为中心的强烈的冰盖影响之下,兵器结束,气候变暖,到了新石器时代,大量的冰雪融化,使低地变成许多琥珀和河流,动植物也就随着繁盛起来,由于湖泊和河流互相通连,鱼类必然得到迅速繁殖,同时也为野兽提供了栖息之处。有了这样的优越条件,人类为了狩猎和捕鱼,也必然由南向北‘迁移’,这种自然条件是从更遥远的古代——旧石器时代延续而来的。”裴文中教授在《中国原人类的生活环境》一书中指出:“特点是在阴山山脉的南麓,可能在一个广大的地区中,有由山上积雪汇集而成的河流和湖泊,成为许多动物和人类聚集之地。河套人生活在现在的萨拉乌苏河的两岸,在河的两岸是广大的平原地,在河湖附近生长着草木。在平原草地上,有河套扁角鹿、有赤鹿、有野猪、也有善于奔驰的羚羊、野驴和野马。不怕干旱的,还有骆驼和一些啮齿类。在河旁有水牛及原始牛,来吃河旁比较丰富的水草。有决定意义的是纳玛象皮毛犀利和赤鹿,都生活在草原之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现在气候干旱、土地贫瘠,但石器时代可与现在的迥然相反,贾兰坡教授说:“那时的萨拉乌苏地区,有较大的湖泊和河流,湖畔附近有疏散的森林和广阔的草原。气候比现在温暖而湿润。”周明镇教授说:在更新世晚期的鄂尔多斯地区,是一个“有草原和森林的环境。”

近几十年来,在内蒙古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发现的成千上万幅的动物岩画和许多石器时代遗址,证实了上述学术者关于蒙古高原原始社会的自然环境的推断是正确的。以阴山动物岩画为例,见于岩画的动物共有四十种,按照它们的地理分布和习性可分成五组:第一组,适应很广和分布很广的有:蛇、鹰、野兔、狐、狼、虎、豹、黑熊和绵羊。这些动物可以生长在不同气侯条件下。第二组是喜湿、温德成员,有野牛和麋鹿两种。这一组成员的存在,至少反映阴山曾有过一个相对温和的气氛条件。第三组,活动与山地森林或林缘,又喜凉喜温的成员有:梅花鹿、马鹿、驯鹿、驼鹿、白唇鹿和麀子。第四组,活动在荒漠草原的,喜干冷气候的成员,有野马、野驴、大角鹿、黄羊、羚羊、双峰驼和鸵鸟。第五组,活动于高山裸岩地带,喜凉干气候的成员:北山羊、岩羊、盘羊和羚牛。根据以上动物推断在这些动物活动的新石器时代,蒙古草原是具有肥美草原、茂密森林、潺潺流水的复杂、多重的生态环境,她养育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成为百兽的范围,为狩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可是,到了公元前两千纪,蒙古草原的自然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石器时代那种较为温和而湿润的气候逐渐为干燥而寒冷的大陆气候所取代。水系在干涸,各地的沙丘正在形成。这一切为中世纪和现代的蒙古草原气候奠定了基础:草原上多风,严冬寒风凛冽,夏季酷暑炎热。这时蒙古草原供野兽生存的优越自然环境逐渐消失了。人类为适应变化了的自然环境,必须改变传统的经济形态。

现在人类社会的底阶段,人们对周围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对于人类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有关的自然环境的地理解也是极其简单和肤浅的。马克思指出:“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可以归结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分为两大类:自然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沃,丰富的渔产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行流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项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当时蒙古草原上的远古人类,为要生存下去,必然由狩猎业向畜牧业转化。因此可以说,蒙古草原上的远古居民从狩猎转化为畜牧即使自愿的又是被迫的。”

由狩猎到畜牧的过程中,首先采用的是拘系圈禁的方式;对野生动物进行强制性的驯化,即通过绳索捆缚羁绊监禁饲养的方式进行畜牧。

在蒙古草原岩画中,有许多反映据系圈禁的画面。反映圈禁的:画面上有表示畜圈的若干正方形方框,正方形中有表示牲畜的密集分布的小圆点;反映拘系的画面上的马蹄间系上马伴。

从我国古文字学的资料看,汉字中“畜”与“兽”同音,《寒韵》皆读“许就切”。畜字在甲骨文中作(《殷墟粹编》)郭沫若说:“乃从幺从囿,明是养畜义,盖谓系牛马于囿也。字变为畜。”幺是绳索纠结的象征有拘系的意思。以它代表牲畜,表明牲畜是经过驯化的动物。这和《淮南子·本经训》所说“拘兽以为畜”之意相同。其它甲骨文字,如?字,从鹿、从册、从系,鹿乃有角之动物,可能属野牛一类,册与系表示拘系之。甲骨文有?(豕)、?、?、则是以绳索拘系豕羊的形象。《说文》中有篆字作?形,其解释是,“绊马也,从马,口其足,春秋传日,韩厥执馬前”,这可看作是以绳索系绊以驯马的遗迹。

这种拘禁驯化的方法在我国民族志中可以找到活生生的例子。例如在我国大兴安岭的鄂温克人饲养的驯鹿,原来是一种野鹿(鄂温克人称之为“索格召”),根据古时有八个鄂温克猎人在山上狩猎,捉住了六个野生驯鹿崽带回家,放在栏棚内,用藓苔喂养而成为驯鹿。

为什么驯化动物必须经过拘系圈养阶段?如前所述,在狩猎时代晚期,猎人们在长期的行猎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经过与野兽的长期较量之后,逐渐摸清了各种动物的活动规律和脾性。由于狩萌五具的改进,狩猎经验的积累以及狩猎技术的提高,人们征服与控制野兽的能力大大增强了,使狩猎的动物有可能暂时超出了人们的需求,而平时狩猎的野生动物其肉类容易腐烂,不能长期储存,因而经常缺少肉食,为了继续保持这些食物的来源,在猎取这些野生动物时,偶尔把获得的幼雏或受轻伤者饲养起来,不至因猎取不到野生动物而恐慌,为使人们在食肉方面有所保证。可以想象,在饲养动物的起始阶段,哪怕是最温顺的动物,也不会乖乖的就范,俯首帖耳地任人摆布。这样就得用拘系圈禁的手段强制驯养。

蒙古草地区的动物驯化顺序,其原则是:先驯化与人关系密切、温顺、个头小的,逐次到人关系不太密切、桀骜不驯的大动物。

从蒙古草原岩画看,狗食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确如历史学家康拉德·洛伦兹的推断,“狗是人的第一个同盟者”。大约在狩猎时候完成驯养过程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狩猎。蒙古草原岩画中经常有狗紧跟主人出发打猎,在主人击中野性的一刹那间,扑向猎物的场面。由于够的灵敏、快速、易驯化等特点,使它成为人类狩猎的重要助手。

因为绵羊性情温和、胆小、所以驯化较早的还有绵羊,从伊克昭盟乌审旗的大沟湾所发掘的“河套人”和羊骨骼化石,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地区就有了人类和野羊同时存在。据对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额乌拉境内所发现的地下埋葬二千年的毛织品和毛绒的毛质分析,加之笔者对蒙古草原的绵羊观察看,蒙古草原驯化的绵羊品种,应该是现在的蒙古羊。

马、牛、驼等大家畜则比狗,羊晚的多了。蒙古草原的动物岩画中,野驼与家驼的区别。在于后者身驮中午,而前者往往是拉弓搭箭的猎人瞄准的对象。家牛则出现于放牧的场面。通过家驼、家牛和野驼、野牛的比较,可以判定,蒙古草原的家驼、家牛的时代应该是青铜时代,最早也只能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畜牧业萌芽的时期。根据甘肃省嘉谷豆西北匈奴早期的文化遗物“黑山浮雕像”保留许多骆驼和放牧人的石雕像,可以证明内蒙古阿拉善盟,是我国双峰驼最早的驯化地点之一。新近发现的大量的巴丹吉林沙漠岩画中的骆驼形象也证明了这一点。

野马河野驴的化石在我国北方晚更新世地层中世常见的两个化石种,比如在山西阳高许家窑遗址出土了一千多枚野马和野驴的牙齿化石,山西塑县峙峪旧时代晚期遗址,竟出土了五千枚野马河野驴的齿化石。这说明大约数万年前,我国北方广大地区,野马和野驴的数量是非常多的。冰期之后,便退至蒙古草原。在内蒙古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大窑遗址,发现了大约一万年以前的亚州马河骨头和牙齿;亚洲马的标本也见于六千多年前的半坡遗址,说明早期在西域马传人蒙古草原之前,已经有大量的马匹存在了。说明,蒙古草原曾经有过驯马的历史。因为马有奔跑迅猛、气大力粗的特点,进入青铜时代后,制造出马衙和马镳,人们才能将野马、野驴驯化成家驴、家马,仅凭赤手空拳,很难使桀骜不驯的野马、野驴就范,因此,蒙古草原在青铜时代才完全驯服了马,形成了蒙古品种。

从蒙古草原岩画判断,被驯化的动物仅有家马、家牛、山羊、绵羊、骆驼、家犬和鹿等七种。但这并不是说,人们在开始驯养动物时,只选择了以上几种。事实上,蒙古草原上的远古居民对野生动物饲养的尝试不仅起源很早,并且作为饲养对象的动物也不在小数,能在人们饲养、管理的条件下驯养繁衍成家畜,且收效,获益较大的,仅此七种而已,事实上,人们对各种动物都曾进行过驯化,只是有些野性难驯的动物,最终也未能改变其本性。这种情况,不仅在岩画中可以看出,在一些古文献中叶有记载,例如《庄子》和《列子·黄帝》中都有养虎的记载,说明我国先民早期就开始养虎。与内蒙古邻近的甘肃北蒙古自治县花佛山就有一副《伏虎图》,其上是一张嘴的猛虎,有两人骑于虎背,虎后一张弓猎人瞄准猛虎,活现了原始人制伏老虎的史实。

我国古籍《左传》中记载虞舜时代所谓“豢龙氏”,就是从事蛇的饲养的原始人集团,但迄今人们仍然没有把蛇驯化了,在内蒙古草原岩画中有许多蛇的形象,可能对它也曾进行过驯化。生活于内蒙古草原的远古猎人,能够征服各种野兽,但并不等于把这种动物驯化了。因为驯化是指把某些野生动物经过长期饲养后,逐渐改变了原来的习性,积累起有利于人类的新的性状,并把这些性状遗传给后代,形成有别于野生祖先的新种。

需要指出的是,野生动物驯化成家畜,强制拘禁是重要的,然而不能说是决定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同样,某种野生动物能否被驯化成家畜,据系圈禁仅是“变化的条件”,动物的内在特性能否变化才是起着决定作用的、根本的“根据”。

在拘系圈养强制驯化动物的初期,动物是被迫的。对人无疑是充满敌意的,但久而久之,便发生了变化。这不仅由于动物的活蹦乱跳的习性和惹人喜欢的形象,从而人对动物产生了感情,同时动物也会因主人的长期喂养而改变了对人的敌对情绪,到了高大的、多汁的、适口牲好的草类,禾本科、豆科、菊科、莎草科、苔属、墙蓝类,十字花科和伞形科等草类,都为牛所喜食。而羊,马等则不同。这种综合化放牧的方式已在世界上许多畜牧业发达国家国家出现,科学家们从对野生动物群落的考察中发现,畜牧业与种植业一样存在多种混合经营的可能性。在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国家、阿根廷、新西兰等畜牧业发达国家采用混牧形式是较为科学的。对今后我国草原畜牧业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专业化的放牧方式,有牧羊、牧马、牧鹿、牧骆驼、牧牛五种。其中以牧羊为最多。牧羊的具体方法又有赶牧和领牧两种,赶牧是牧工跟在羊群后面,驱赶羊只前行;领牧则是牧工在前,羊群尾随其后,还有一种是领牧与赶牧结合在一起的前领后赶的放牧方法。

从对内蒙古草原岩画的观察看,当时已经掌握了较为科学的牧羊技术——“一条鞭”和“满天星”的放牧技术。“一条鞭”即羊群排成一字横队,保证1—2列羊只同时前进,领牧的牧工在羊群前面数步,面向羊群缓缓后退,挡住抢先的羊只,另一牧工跟在羊群后面,防治个别羊只掉队和向两边走散,这种放牧队形适合于草地开阔、平坦、牧草生长均匀的操场它能使每只羊吃到新鲜牧草,牧场利用也较为均匀。能使羊只增加采食量,充分利用牧草。减少游走时间,整个畜群比较安静平稳。“满天星”式的放牧方式是将牲畜均匀地分散在草场上,任意采食,不分首畜尾,呈大片松散状态。这种方式一般适用于丘陵地,坡地及牧草分布不均的沙丘、碱滩等产草量较低的草场。

蒙古草原的游牧人已经懂得了转场,这在文献材料中得到了证明,《汉书·匈奴传》记载,当时是:“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司马迁也说早在夏代“北蛮”就随“畜牧而转移”。在内蒙古草原,后贝加尔、贝加尔湖沿岸和蒙古地区的一些岩画中,随处可见种转场的画面,蒙古草原游牧人不仅有倒场的习惯而且有严格的规矩。倒场时,为首的是木架毡包式篷车,里面载着孩子和妇女;其后是所有的板房式篷车,而里面装载着比较重贵的财务,然后是木匣篷车,里面装着家具(锅、锅架、炊具、燃料等);最后是平板式敞车,上面载着折卸下来并收拾在一起的毡包。骖乘,即引导转场者,经常是乘马走在车队的右边。蒙古草原青铜时代的大量车辆岩画为这种转场方法提供了想象的余地。

蒙古草原从狩猎经济经过据系圈养的野牧阶段,最后发展到游牧,引起了蒙古草原上的一系列的巨大变革。

从拘系围禁强制驯化开始,经过野牧阶段,最终完成了“家畜的碑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来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这一过程是蒙古草原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是蒙古草原人类文化的一次飞跃。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1988年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