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蒙古哲学研究中人学问题的几点思考

By | March 13, 2013 | 总浏览:1,449

作者:玛西毕力格 (内蒙古民族高等专科学校,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30)
摘 要:文章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关于蒙古族哲学研究中 开辟人学新方向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其基本理论框架的建构等问题提出了个人方法论上的 初步思考。
关键词:蒙古族;哲学研究;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B089.3(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 号:1007—6921(2009)03—0489—02
1 人的问题是贯穿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纵观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关于人的问题的探索和解答上,在同的时空条件下哲学家 们做出了各自的结论,其观点多样性、歧异性和复杂性既令人迷惑又令人向往。这一点上哲 学研究所达到的高度、前瞻性以及其所起到的开路先锋作用体现了哲学的独特魅力和优势。 如果我们承认哲学是不同民族和地区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一论断的话,可以接受学术界普 遍承认的人类哲学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这一一般性说法。 但不容置疑的是对于人的问题的系统思考和理论建树方面西方哲学更具有代表性,其催生的 社会理性成果令世界瞩目。所以方法论上首先借鉴和利用西方哲学,作为研究和考察人的问 题的逻辑出发点是一种必然。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二元传统中人的问题的考察 和探索获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社会理性沉淀。尤其是从16世纪至20世纪的500年间取得空 前的成果。恰好这500年是西方哲学古希腊传统的得以恢复、发展和壮大的过程。正如哲学 家黎鸣指出,这500年是西方理性哲学恢复、发展、壮大和衰落的过程,其历史使命也接近 完成①。对于理性哲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可以从其副产品科学(自然工具理性代表)和民 主(社会工具理性代表)对西方社会乃至对全人类的产生的巨大意义和作用中可见一斑。不 容置疑的是对人是什么的命题做出系统而有力地回答的依然是理性主义传统的哲学家们。人 是政治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符号动物,人是上帝的杰作等众多的定义基本上遵循了 一个基调,即人正是靠理性精神屹立于这个世界上,创造了超越于自己自然本性的历史和文 化。历史证明,理性主义哲学家们所弘扬人的理性、主体性和主动建构性等诸多方面的伟大 意义及其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后果不仅在西方世界获得普遍认可,甚至令全人类仰慕。但理 性主义传统及其两个副产品科学和民主在20世纪的全球继续发挥巨大的威力时,它的发展中 所表现出来的偏激、狂妄和扭曲等自身缺陷和悖论把人类带到了功利主义和相对主义驱使下 的两难境地。理性主义传统的哲学大师们骄傲地宣布人类理性(乐观的历史进步主义、乐观 的科学福利主义、乐观的经济主义、乐观的未来主义)的伟大前景的同时,一次又一次自觉 或不自觉地撕开人的理性面具,加上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巨大影响,其社会后果是在当代 东西方人乃至全人类的发展中反而出现了回归人性元欲和元恶的趋势。正如哲学家黎鸣指出 的那样,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造成人和上帝的初步分裂开始,经过达尔文、马克思、弗洛 伊德和爱恩斯坦等一系列大师的影响,人类在种族、阶级、家庭和个人等方面相继出现了严 重的分裂。其社会后果表现为世界大战、经济畸形增长、道德沦丧、全球性能源危机和环境 污染以及日益增长的犯罪行为,进而宣布了极端理性主义的罪孽②。存在主义哲学、生命 意志论和宗教哲学等对理性主义传统的反思和批判中也可以窥见到理性主义传统的某种困境 和人的发展的越来越非人的一面。为了构建更完整的人,某宗教哲学家干脆放弃了人是什么 的理性主义定义法,提出了人是谁的哲学命题③。不管是理性主义哲学,还是非理性主义 哲学作为西方二元论思维的产物,终究没有跳出它们的宿命和大框框。西方理性主义的狂妄 及其社会恶果与非理性主义的忧虑似乎给人类一种警示,即西方模式未必是最理想的通用模 式。西方模式似乎接近了某种大限。物极必反,21世纪把思考决定人类命运的精神创造的神 圣的历史使命不仅赋予了西方人,同时赋予了东方人。哲学家黎鸣为代表的东方思想家们创 立的人学理论的问世,正是这种时代需要的标志之一。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各种危机表明,不 管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人类文明的新奇迹绝不可能依靠简单西方化或复古来完成,只能在对全 人类优秀的文化精神遗产的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面向未来的创造性整合运动中完成。借鉴 并超越西方传统,对全人类文化的价值进行一次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整合是必要的。“文化是 人性的外衣”④,是人性发展的精神性需求的产物。那么文化精神的创新活动中人性的平 台上不同文化的对话和交流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历史也证明,任何文化的精神性追求的 单一、扭曲和极端化都有可能使人类文化创造活动趋于停止,甚至出现回归动物本性的倾向 。从上述论证中可以得出一种结论:正是在文化元精神中集中反映出来的精神性追求才是 人成为人的深刻的理由。相反,精神性追求的单一、扭曲和极端化人变得非人的主要原因。 根据这一点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可以采用较为宽泛的定义:人是具有绝对的精神性需求的动物 。精神性追求可能无法涵盖人的全部内容,但离开人类的绝对的精神性需求,恐怕历史、文 化和 艺术等变成永远无法理解的黑洞。不同民族和不同时空中的人们,正是因精神性追求的不同 而创造了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文化。那么上述定义所暗含的人类学意义在于从文化精神的 继承、发扬和创新的角度来看,人类精神的完善必须依赖于人类创造的所有精神遗产,尤其 是依赖于所有民族创造的不同的精神遗产。因此,在哲学研究中只有拓展视野,超越意识形 态说教和民族主义的小情调,才能到达更广阔的精神天地。可喜的是,在中国这种广阔的精 神天地中以汉民族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比研究为主题的众多学者以外,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 哲学思想为主题的学术队伍也日益壮大。作为后者的一员,笔者根据上述的大背景,在本文 中主要探讨对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中的新的方法论设想和希望。
2 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的必要性

纵观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的整体状况,笔者认为其主要的贡献是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领域, 并获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足的地方在于蒙古族哲学思想方面的大多数研究在方法论上至今未 能跳出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视野的大框架。其研究方法多数被定格在认识论的单一维度上。多 数研究成果中充斥着生硬套用的西方哲学术语和蒙古历史文化史料的随意拼凑,严重缺乏具 有本民族特色的哲学式思考,其结果是哲学思考所特有的终极意义和当下意义基本缺失,在 整个蒙古学研究中哲学研究的开路先锋作用根本没有体现出来,自然蒙古族哲学研究界对于 蒙古族文化的人类学意义方面至今未说出几句有分量的话。有感于中国哲学界人学研究的新 局面,笔者认为,蒙古族哲学研究应该开拓一个新时代,即蒙古族哲学研究的人学时代。更 广的意义上说,准备迎接蒙古学研究的人学式整合时代的来临。整合的责任首当其冲应当哲 学研究来承担。以往的蒙古哲学研究更多的是以理性主义框架内把握和解读蒙古族历史、文 化和思维规律的话,面对当今社会众多问题蒙古哲学研究拓展其思维方式和历史使命势在必 行。以理性的、诗学的和直观的方式重新解读蒙古族历史、文化和教育等诸多领域的问题必 将使蒙古哲学研究发现之旅更具有精神建构意义和重要现实意义,上述几点是开辟蒙古哲学 研究的人学时代的必要性所在。
3 蒙古哲学研究基本理论框架的建构

笔者认为要扭转蒙古族哲学研究的困境,必须首先方法论上作一些必要的调整和拓展以求有 新的突破。要实现这种突破笔者认为以下三点很重要。①在本体论意义上继续拓宽蒙古族哲 学研究的基础,要引入以人性研究(对人的存在性判断和价值性判断以及历史文化考察)为 基础的新的思考视角。②进而在认识论意义上构建以本民族文化本位思考为着眼点的思考平 台。③再者在目的论意义上着重探讨蒙古族文化的人类学新意,为当下的民族文化建设和民 族教育等民族社会学工程的有效开展提供理论依据。以上三点是笔者设想的蒙古族哲学研究 中人学研究的基本构思。
3.1 人学研究所需要的条件和可能性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以来掀起的蒙古文化热(学术的、社会活动的、大众意识的)表明, 传承和发展蒙古文化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学术界小范围内关注的认识论问题。面对全球化、市 场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蒙古族大众的文化意识的复苏和高涨使蒙古文化的精神意义越来越 凸现。面对大众的这种精神诉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过于强调人的身体化生存(过于关注 胃和银行户头)的市场经济及其衍生的学术体制远远未能满足大众的精神需要。所以,蒙古 哲学研究走出象牙之塔,找到与大众的精神诉求切合的安身立命之地,不仅是时代赋予的使 命,蒙古哲学研究自己赋予自己的使命。为此,笔者认为只有摆脱蒙古人对宇宙、人生乃至 生命的独特理解于不顾,把蒙古人独特的生命历程与文化精神纳入以二元论为特征的西方理 性思维的框架内简单加以概括的一厢情愿的研究方法,才能够发现和挖掘蒙古族文化伟大的 人类学意义新方向成为可能。顺其自然的结果是蒙古族文化中什么东西最值得传承和发扬的 问题将会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我相信,面对大众的精神诉求这种人学回归可以将蒙古哲 学研究带到更广阔的精神天地。
3.2 人学研究的重新整合

以往蒙古学研究中的哲学、历史、文化和艺术等诸多领域所取得的现有成果为人学时代的来 临做了很好的铺垫。尽管蒙古学研究需要的哲学式思考和人学式整合的研究没有全面展开, 但是在人性的更全面认识的基础上,以新的方法论重新整合文化精神的努力和自信在部分学 者的作品中已经初见端倪。这种可喜的现象使我们有理由等待新时代蒙古族真正哲学家风范 的学者的出现。

上述两点是笔者对蒙古哲学研究人学时代可能性条件的认识。笔者在这里强调人学研究提法 的重要旨意在于通过人学研究对蒙古哲学研究赋予如下新意:①通过人学研究着重体现蒙古 哲学研究的终极意义,进而提升其当下的意义;②通过人学研究扩展蒙古哲学研究的理性工 具意义(方法论意义),确立蒙古哲学在蒙古学研究和蒙古民族精神生活中的核心话语地位 ;③通过人学研究,发现和构建蒙古族文化新的人类学意义;④通过人学研究,创建蒙古族 哲学相对于东西方其他民族哲学的独立品格;⑤通过人学研究,使蒙古哲学研究从末流位置 (因放弃终极关怀而缺乏当代意义)走到时代的前台,树立其精神建构的核心意义和位置。 根据上述五点,这里强调的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修辞的改变,笔者这里的主要旨意在于强调, 蒙古哲学研究方法论上借鉴其他民族优秀理论的同时,必须着眼于自己文化的根对文化精神 的核心问题做出哲学式的回答。哲学研究历来只是少数关注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的 话语权和深刻的影响力已经丧失,更不会妨碍哲学研究主动关注更广泛领域的理论和现实问 题。从提升一个民族的精神品质的角度看,哲学的无用恰恰是一种有用。至于构建蒙古哲学 人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的艰难工程,需要众多学者们的通力合作。
3.3 蒙古哲学中人学理论建构的切入点

蒙古哲学研究中,人学理论的建构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3.3.1 蒙古族文化的元精神是什么?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异?对蒙古人的 历史、文化和民族性发生了什么影响?蒙古人对人性有没有基本判断?如果有,判断的基本 倾向是什么?它又如何影响了蒙古人的思维方式?蒙古族文化的最弱的一根弦是什么?蒙古 族文化最强的脉络又是什么?蒙古人关注宇宙人生的核心维度是什么?上问题基本都是存在 、本体、元精神等基础性问题,可纳入本体论范畴。
3.3.2 蒙古人文化中的理性沉淀是如何完成的?(社会的、工具的、人文的)它又如何影 响了蒙古族历史发展进程?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又扮演了什么角色?蒙古人的思想发展 历程是如何展开的?蒙古人特有的认知模式是什么?蒙古人具备了什么样的诗性哲学思维? 以上问题基本属于认识论范畴。
3.3.3 如何把脉蒙古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如何把脉蒙古人的教育?如何发挥蒙古人文化 的人类学意义?如何认识和把握自己的未来?以上问题基本属于目的论范畴。
3.3.4 如何实现上述三点的统一?
3.3.5 蒙古人在文化思维上需要什么样的突破?其实现的现实条件是什么?蒙古人下一个 伟大思想家可能在哪一个地区产生?

对上述问题的正面回答是笔者向往的蒙古哲学研究中人学理论构想的概貌。由于水平有限本 文中必然包含很多谬误和不当之处,望学界同仁们批评指正。
[注释]
① 请参见哲学家黎鸣著作《西方哲学死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第83页至第110页内容。
② 请参见哲学家黎鸣著作《西方哲学死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第102页至第120页内容。
③ 请参见美国哲学家赫舍尔著作《人是谁》(隗仁莲译、陈维正校  贵州人民出 版社1994年4月第一版)
④ 请参见哲学家黎鸣著作《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华龄出版社2003年10 月第一版第3页至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