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蒙古族哲学研究中两点基本问题之我见

By | March 13, 2013 | 总浏览:1,379

玛西毕力格(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本文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蒙古哲学研究整体状况的简单考察和蒙古族哲学研究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关于蒙古族哲学研究新突破所需要的两点问题提出的提出了作者初步的见解,以求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蒙古族哲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先天不足  蒙古族哲学研究使命

 

大凡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文学和艺术时哲学研究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因为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精髓往往是通过其哲学思想体现出来的。通过哲学研究对一个民族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和教育等诸多领域的问题进行哲学式把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自我国蒙古学研究兴起之日起,部分学者着手研究蒙古族的哲学思想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正像马克思所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精华的话,哲学研究对蒙古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具有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的蒙古人没有哲学的实在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因此,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者们来说,首先从理论上回答蒙古族有没有哲学和蒙古族有什么样的哲学的问题构成了能否成功地开展其研究工作逻辑起点。也就是说对蒙古人有没有哲学的问题的正面回答是能否构建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逻辑基础的必然前提之一。蒙古族有没有哲学的讨论自然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其展开的过程及思考的深度直接决定了构建蒙古族哲学研究方法论基础这一工作的成功与否。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力度和方法论倾向,必然会影响下一步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笔者认为这种讨论中的多元视角的出现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能否体现哲学研究重要意义的关键。令人遗憾的是蒙古族哲学研究工起步阶段,引入哲学视角的过程中方法论上的思考明显单一和不足。综观几十年以来问世的蒙古族哲学思想方面的众多论文和著作,似乎显示蒙古人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已经变成了不用讨论的自明性问题。实际上以往的众多研究成果显示蒙古族不但有哲学思想,而且还有哲学家。这里仅仅从蒙古学对成吉思汗的研究和评价来看,一直以来众多学者的作品中成吉思汗获得过政治家、军事家和民族英雄等众多荣誉。但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的桂冠从未获得过。这一点上学者格-孟和实现了一次突破。他根据自己的研究第一次提出成吉思汗是哲学家的论断1,在蒙古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跳跃,甚至可以说是惊险的一跳。不管这一跳表明了歪打正着的偶然,还是成竹在胸的自信,其实际结果是围绕蒙古族有没有哲学问题的相关思考和讨论基本停止。这里笔者对学者们灵魂把脉的努力、勇气和探索精神表示敬佩。但我个人认为学者们用过于简单的方式结束了本来可以深入下去的讨论,使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乃至整个内蒙古的蒙古学研究进入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先天不足所造成的狭隘领地,其结果是蒙古学研究的整体状况深深地陷在认识论的狭小范围内,对于蒙古族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未能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正是第一步思考的深度、广度和多元视角的严重不足,深深影响了下一步的发挥和创造。蒙古族有没有哲学的问题有了定论以后,显然探索蒙古族哲学思想发展历程逻辑框架的问题变成了学者们下一步着手解决的任务。面对这一问题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从哪里开始的思想似乎启发了很多人,多数学者自然而然地以构建历史与思想统一的逻辑框架为己任,试图寻找蒙古族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从而回答蒙古人有什么样哲学的问题。尽管两大问题都令人困扰,但由于引用的先入为主理论武器的强大,两大问题没有难住多少人,其结果是蒙古族历史上的大多重要人物全都有了某种哲学思想,历史与思想的统一就这样水到渠成,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的众多论文中窥见一斑。但笔者认为,学者们对于两大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了太多暧昧不清的态度和相对主义的理论倾向,严重影响了他们作品的品位与思想深度。给人的感觉是哲学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过是二流的把戏罢了。哲学研究对蒙古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层问题未能说出多少有分量的话。可以说蒙古族哲学研究一开始就陷入了某种困境。这种困境以及所造成的后果不禁使人们对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产生怀疑,也使人们联想到哲学研究对于蒙古学研究来说似乎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事情。大众也对哲学研究中的这种学究气十足的经院味道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问题是大众的不满并不意味着否定了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意义。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大众对哲学研究从更广的视角和背景中(如本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蒙古文化热、蒙古族教育的发展问题、蒙古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等)对蒙古族文化、教育和思维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整体性把脉和思考寄予了厚望。根据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对于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中的相关方法论问题进行进一步反思和清算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一点是蒙古族哲学研究能否承担起时代赋予的新的历史使命的关键。

通过观察,笔者认为蒙古族哲学研究要走出方法论上的先天不足所造成的误区,必须追问和讨论以前被忽视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以求有所突破。笔者认为这样的追问和讨论至少包括:(一)蒙古族有没有哲学的讨论,没有引出蒙古族哲学研究以什么样的哲学式思考方法来体现哲学研究的本体意义这一更重要的理论问题的进一步追问和思考。有没有哲学的问题是二选一的的封闭型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方法论上的逻辑证明,可以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蒙古族有哲学,一个是蒙古族没有哲学。如果结论是蒙古族有哲学,那么下一步任务必然涉及到如何阐述和表达蒙古族的哲学思想具体内容的问题。如果结论是蒙古族没有哲学,那么下一步任务必然涉及到蒙古学研究中如何引入哲学视角的研究,以扩充它的成果的问题。两种结论都不否认蒙古学研究中的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但大多数学者有意或无意地致力于证明蒙古族有哲学的命题,处理这一命题的过程中明显犯了过于简单的相对主义错误。也就是说,用不同文化思维的简单同质性的类比来证明蒙古族有哲学,论证方法显得过于牵强。尤其是以认识论意义上的求知精神为本质的西方哲学作为证明问题的主要借鉴手段时蒙古族哲学研究不知不觉地被定格在研究蒙古族认识和思维发展的单一轨道上。其结果是多数研究者在认识论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严重淡化了哲学研究的民族学意义。笔者绝不否认把探索蒙古族认识发展作为切入点来展开研究的意义。但这条道路上学者们引用西方人的理论,尤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使用简单的相对主义的处理方法来解决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中最重要的逻辑和方法论问题时,很大程度上犯了用西方人的理论随意裁剪蒙古族历史和文化的错误。这种情况在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中相当普遍地存在。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对西方哲学古希腊三位大师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挥的结果。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黑格尔是理性主义传统的大集成者。可以说,马克思的思想也基本上属于理性主义传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身就是把理性主义传统在社会历史领域创造性发挥的结果。但不顾历史文化时空背景的不同,运用以逻辑、理性分析为基调的求知精神传来分析和梳理蒙古族的思想发展史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什么呢?除了发现一些朴素、初等和蹩脚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以外还有什么?如果我们承认哲学是不同民族文化思维和历史时空背景的直接理论体现的话,蒙古族哲学思想发展的主线真是理性主义吗?如果不是,那么,蒙古族文化精神的精髓是什么?蒙古族思维及其发展的主线又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影响了蒙古族的社会历史结构及其民族性的形成?诸如此类问题中更令人困惑的是紧紧放在理性主义传统下获得哪些研究成果能够代表蒙古族文化精神和思维发展的精髓的话,那蒙古族文化的人类学意义早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又继承和发扬什么呢?我们为人类的文化精神生活中还能增添什么呢?据笔者了解诸如此类的问题,学者们没有给予多少正面的回答。如果正视上述提问,哲学的精神意义绝不仅仅体现在认识论的单项维度上。就西方哲学本身而言也包括研究思维为着眼点的逻辑学、研究理想形式和美为着眼点的美学(即艺术哲学)、研究理想行为为着眼点的伦理学、研究理想社会体制为着眼点的政治学和研究终极存在为着眼点的形而上学等诸多领域。2哲学是一种认识论,同时它也是一种意义论和美学论。用哲学来研究蒙古人的认识和思维发展规律是一种必要的话,用哲学来研究和阐述蒙古族文化的人类学意义、终极精神意义和美学意义不是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吗?所以第二个结论中所遮蔽的在蒙古学研究中如何引入新的哲学视角的问题从哲学研究的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显得更为重要。然而第二种研究视角在蒙古族哲学研究中明显欠缺。正如爱恩斯坦所说谁成功地提出了问题谁就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我个人认为在更广的视角和背景下扩展蒙古族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哲学研究从困境中走出的基本前提之一。有意思的是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发现西方哲学中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们的思想对于研究蒙古族哲学思想及其表达方式同样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就马克思思想的伟大的认识论意义而言,我个人认为具有哲学家气质的马克思(马克思前半生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之前)的思想比具有社会学家气质的马克思(马克思后半生)的思想对我们更具有借鉴意义。观察西方哲学思想史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正是本体论问题的深度决定了认识论问题的深度,进而又决定了目的论问题的深度。如果蒙古族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本体论问题不进行反思和扩充,蒙古族哲学研究的意义仅仅被限制在学术研究的小范围内打转,恐难产生深远的认识论意义、终极精神意义和现实社会意义。(二)新时代蒙古族哲学研究使命的扩展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过,自救的海洋上没有救生圈,因为一切都是辩证的。我认为他的话在相对主义流行的今天表现出了人类在精神自救方面表现出的一种无奈。哲学家的无奈正是表明了人类的无奈。令人深思的是科学主义、经济主义、功利主义日益流行的强筋势头相比,人类的精神根基已经摇摇欲坠,哲学的精神建构意义日趋淡化。正像哲学家黎鸣提出,西方传统意义上哲学已经死亡3,与形形色色的专家相比哲学家也变成了边边角角的小人物。哲学的话语权已经大大削弱,哲学的魅力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人类全球性的自然、社会和心灵生态危机面前专家们也表现出了一种无奈。显然形形色色的专家和谋士们永远代替不了哲学家。所以,宣布西方哲学的死亡,并不等于哲学研究意义的丧失。时代正呼吁着关乎全人类命运的新型的哲学和哲学家的出现。这一点上哲学研究的精神意义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表现得更为突出。东西方文明对话和交流日益深化的今天,很多人对仅仅以西方发展模式为轴心的提法直接提出了质疑。从人类精神生活的高度观察,二十一世纪似乎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即所有文明的公平对话和相互吸收、借鉴才是人类走出精神困境的必要条件之一。那么哲学研究在认识论层次上突破民族主义的小情调和唯美主义的自恋等不健康情结显得非常必要的。笔者认为上述情况对于蒙古族哲学研究者们来说同样值得思考和借鉴。只有这样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探索和发展蒙古族文化的新的人类学意义,构建其独立的精神品格,蒙古学和蒙古人才不愧于时代,不愧于人类,不愧于自己。十三世纪蒙古人对世界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话,二十一世纪蒙古人是否还面临着一次为人类做出贡献的机遇?笔者认为这种机遇的可能性很大。能否说出这种可能性以及如何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首先对哲学研究我们寄予厚望。哲学研究也应该首当其冲地担当此任。蒙古族文化针对人类其他文明发展中表现出的缺陷和不足所具有的重大互补意义和借鉴意义,哲学研究应该给予高度的概括和阐述。蒙古族哲学研究只有从时代的高度扩展使命,才能在整个蒙古学研究中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笔者认为哲学研究的这种作用远远没有体现出来。蒙古族文化具有的潜在的伟大的精神意义没有被更多人认识到,加上经济唱戏文化搭台式的庸俗做法使很多人对蒙古族文化产生各种肤浅而混乱的看法。笔者相信文化的精神意义绝不仅仅用理性工具意义所能涵盖的。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能否以高度使命感为人类贡献有益的成分我们拭目以待。笔者认为蒙古族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基础性问题的相对主义处理法不能遮蔽蒙古人哲学思想研究的新提法,在方法论上应该向前一步,在人性的深刻的反思和分析的基础上重新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蒙古族哲学研究者们在新时代的门槛上应该扮演四重角色,以实现自己的新的高度方式提升哲学研究的高度和使命:(1)在认识论和启蒙意义上,蒙古族哲学研究者们应该是本民族与时代、世界和其他民族文明最高层次上理性接轨的先行者;(2)在文化本体意义的挖掘者和阐述者的意义上,蒙古族哲学研究者们应该是本民族精神生活的引领者;(3)在全球化、市场化社会所带来的困境、挑战和罪恶面前,蒙古族哲学研究者们应该是蒙古族文化“价值合理性”的表达者。(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蒙古人哭泣灵魂的诗学表达者);(4)作为全人类一员的意义上,蒙古族哲学研究者们应该是本民族文化未来人类学意义的最高阐述者。

笔者认为仅仅以祛除“世界巫魅”为目的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去探索蒙古族文化的人类学价值的做法并不可取。重新寻找蒙古族哲学研究者们的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正是本文的写作初衷。本文的旨意不在于蒙古族哲学思想进行正面的阐述,也不在于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的的整体状况进行通盘的考证和评价。本文的出发点在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于蒙古族哲学研究的新的突破所需要的理论问题进行初步探索,以求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本文中必然有很多不足之处。望学界同仁们批评指正。

 

参考书目:(1)格-孟和《蒙古哲学思想史研究》蒙文版

(2)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版

(3)黎鸣《西方哲学死了》华龄出版社20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