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贵族的宗教信仰及其思想变迁

By | April 14, 2013 | 总浏览:1,652

      成吉思汗斩杀萨满帖卜、腾格里(阔阔出)的惨烈结局,可以说标志着成吉思汗观念上的改变:蒙古族的哲学中心由自然转向了社会人事和人本身,哲学对象从无所不包的自然转向了社会及思想规律上,从主要考究人之外的客观对象开始转向了主体及其意识。换句话说,人的问题比自然及天神的问题更为迫切重要了。正因为这样,成吉思汗实行了汗权高于神权的政策和法律。成吉思汗在《大札撒》中明确规定“尊重所有宗教,但不使任何宗教享有特权”。不给特权,对不同宗教采取平等的态度,正是汗权高于神权的治国方略。当汗权与神权发生冲突时,成吉思汗无情地镇压了萨满巫师,并把萨满教改造成了为其政治服务的思想工具。帖卜――腾格里成吉思汗继父的长子,曾是一名闻名遐迩的萨满教大巫师,可与神灵沟通,能升入上天,并以诸神做后质,他也曾得到成吉思汗信任。然而,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开始觊觎汗国的最高权力,公开干预成吉思汗的特权。在孛儿帖夫人的提醒下,成吉思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命人把通天巫士无情地镇压了。从此,萨江教失去了至高无止的地位,而不得不屈从于权势至尊的大汗的意志。因此,在从神本主义过渡到人本思想的过程中,成吉思汗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以汗权高于神权的政策和法律,把萨满教的天命观改造和发展成为哲学的天力论思想。其核心是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把天和人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发现人,肯定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思想。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条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天力论中包含的积极思想内涵。
  
  这时的佛教已传入蒙古,西征期间成吉思汗与佛、道已有接触。有元一代,皇室祭祖 ,祭太庙,皇帝驾幸上都等,还都仍以萨满主持祭祀。有的贵族还非常酷信,贵由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终日与萨满共处,蒙哥汗及皇族也“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凡行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终不自厌”。但由于统治范围日益扩大,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各有异同,为达到“固其俗而柔其人”的统治目的,蒙哥汗及皇族除蓄养萨满外,也赡养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僧侣,并亲自参加他们的宗教仪式。当时和林有庙宇十二所,回教礼拜寺二所,基督教堂一所,成为各民族宗教云集之地。
  
  忽必烈对各种宗教虽继续奉行先朝政策,但已偏重佛教。吐蕃人八思巴,相传自他祖先朵栗赤时开始,用法术辅佐吐蕃王,称霸西域十余世。八思巴7岁时,能背诵几十万字的经文,并且能粗通经文大意,吐蕃人称他为圣童。15岁时,在潜邸拜谒皇帝(世祖忽必烈),皇帝与他交谈,十分高兴,越来越喜欢他。中统元年(1260年)皇帝即位,尊他为国师,授予玉印。因他曾奉旨造蒙古新字,故称号升为“DBFW”。十一年,八思巴向皇帝告辞回到土蕃,由他弟弟亦怜真嗣位。至元十六年,八思巴死,皇帝下诏追赠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DBFW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亦怜真嗣位六年后死去,又由答儿麻八剌剌吉塔嗣位。从此,每当帝师死后,一定要从西域选取一人嗣位,在整个元代没有改变。
  
  由于蒙古宫廷尊崇藏传佛教(即喇嘛教),藏传佛教对蒙古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元代宫廷之所以尊崇喇嘛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民族的原因。就文化发展水平来说,蒙古族文明与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明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在藏传佛教和中原地区的禅宗两者之间,显然其更有可能接受藏传佛教。其次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在元代前期和中期,元朝政府利用藏传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中的萨斯迦派,对宣政院辖地进行统治。藏传佛教实际上是元朝政府在吐蕃地区的政治工具。元朝时代,吐蕃僧人利用每次为宫廷做法事的机会,以“房中术”、“大喜乐”等旁门秘术取悦于蒙古贵族,这些都是中原地区的禅宗做不到或不屑于做的,而藏传佛教却以此迎合了蒙古贵族骄奢淫逸的需要。
  
  元朝尊崇藏传佛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在通往中原的大道上,吐蕃僧人络绎不绝。西藏与中原的文化效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迅速发展的。
  
  元朝诸帝笃信佛事,有的一年四季斋醮不断,“僧徒贪利无已,营结近侍,欺昧奏请,布施莽斋,所需非一,岁费千万”。英宗以后诸帝,更是滥行赏赐,耽作佛事,弄得财政经常支绌,以至使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到顺帝时,僧侣出入宫禁,专横路跋扈,丑声四布,加重了元朝政治的腐败,促使元代走向崩溃。但佛教是梵藏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医学传入蒙古的重要媒介。
  
  然而,在忽必烈即位之初,摆在他面前的并非完全是莺歌燕舞的局面,而是蒙古帝国多年征战和政治、军事、经济及思想文化中心南移所带来的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针对这些矛盾状况,忽必烈在即位诏书中宣布“爱当临御之始,宜新宏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提出了“宜新宏远之规”和“祖述变通”的主张,更明确地提出了“鼎新革故,务一万方”的执政方针,并采取了一整套革新措施:“兴利除害,补偏救弊”,“定法律,审刑狱”,“设监司明黜陟”,“使善良寻窳可得举刺”;“务一万方”,严禁“不随我朝”的现象存在。在经济上,重农桑,宽赋税,省舶役。还在广大农村组织农业合作社,实行生产责任制牧伤民,号召“蒙古户种田”扶持畜牧业,增加舍饲畜牧业。在思想文化方面,“修学校,崇经术”,培养人才;“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立诸路蒙古字学”;采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原有的萨满教五教并行的政策,使各地各民族信仰自由。营建都邑城郭,增驿道驿站,进一步沟通各地区各民族之间和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等。1264年,“宜新宏远之规”和“祖述变通”的各项方针政策大见成效。乘机叛乱作变、企图夺取天下的李坛等人被镇压,分庭抗礼的阿不里哥也带领其诸王谋臣投降。在此大好形势下,忽必烈把初建“中统”之元改为“至元”,并在改元诏书中提出了“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的理论,作为自己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
  
  自成吉思汗优待海云法师、召见长春真人丘处机到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国师,蒙古统治集团由最初的利用佛教到最终变成了佛教的虔诚信徒。有元一代,佛教备受推崇,史称司法制度的执行带来危害。“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由朝廷筹建的佛教寺庙遍布各地,佛事活动连绵不断,经济上耗费了大量钱财,史有“国家财富,半入西蕃”的评语。政治上不法僧人的行为给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司法制度的执行带来危害。而元末帝修炼所谓“揲儿法”等,又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客观地讲,元代宫廷的佞佛行为,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自汉代以来,儒释斗争始终贯穿于思想文化领域。尽管佛教在元朝获得了空前崇高的地位,但双方的斗争并未因此而终止。一些具有现实主义、人本主义思想倾向的蒙古族政治家和汉儒一道亦介入到批判佛教的行列。
  
  他们认为,佛教是一种“治心”的理论,有益于个人修身养性,而儒学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方略,国运昌盛,社会稳定,治国安民非儒学莫属。元仁宗认为:“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他点和身治国,儒教为大”。由此可见,整个元朝信仰佛教和以儒道治国的方针政策始终不渝。
  
  根据忽必烈对自己即位称帝和对成吉思汗业绩作出的汗权神授的“天命”论解释,我们可以认定,“天”在忽必烈的心目中是一个主宰世间万物、驾驭世间一切沿革的最高神。
  
  自蒙古族进入强盛的成吉思汗时期,萨满教的天命论开始走向不能自圆其说地解释社会局面的衰落阶段,出现了成吉思汗等人所奉行的以注意人的能力为主、以人的行为合乎天意而“获长生天赞力”的天力论信条。虽然这一变化在认识论方面具有时代意义,但在信仰方面,它对天命论没有完全否定。“天”作为最高神的至高无上地位没有受到损害,巫师们照样充当人间使者,萨满教也没有失云统治人们思想的地位。据《蒙古秘史》记载,当时一度同成吉思汗并驾齐驱的“通天巫”阔阔出就是个名闻遐迩的萨满教巫师。被成吉思汗封为百官之首的国王木华黎、森林百姓之万户长豁尔赤等,都是巫师出身的人物。成吉思汗在关键时刻或采取重大举动之际,也按萨满教义请巫师占卜吉凶或对“长生天”朝廷祭祀祷告活动。这些事实不但能够证明当时萨满教并没有完全失云统治人们思想的地位,而且可以说明成吉思汗的“天力论”信条是在萨满教天命论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其时代特征的天命观。
  
  由此可见,忽必烈“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观念的理论前提“天命观”,就是成吉思汗“天力论”信条所基于的那个“天命”观。而这一天命观本身,则是蒙古萨满教所宣扬的天命论信条。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忽必烈的“应天”“至庆”观是以萨满教天命观为前提形成的。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学士所遵循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世之道就是“至诚”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人生哲学。1264年,忽必烈在其改元诏书中指出“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的理论思想时,也用这一“至诚”命题来表达自己人生哲学的核心内容和治国之道的指导思想。
  
  由此可见,成吉思汗“赖天力之赞力”或“获长生天赞力”的天力论信条的核心内容同忽必烈“应天”、“至诚”观的“至诚”思想,其实质并没有什么两样。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按蒙古族传统的萨满教信仰,以“粗陋”的形态即用宗教语言来表达,而后者是用自己所接受的儒家思想,以“精致”的形态即用哲学命题来概括。忽必烈的“应天”、“至诚”观使成吉思汗的天力论去掉了宗教的外壳,有了哲学形态。尽管我们从蒙古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应天”“至诚”观已经摆脱了萨满教天命论的宗教世界观,向以人为本的哲学世界观发展,而且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离“事在人为”的无神论信念只有一步之遥。但完美的元青花瓷的出现,却仍然立足于蒙元这特殊的时代和背景,以及萨满教的天命论、成吉思汗的天力论和忽必烈的“应天”、“至诚”观的坚实基础之上。它是由此产生的大元独有的“圣物”,为后人时代所喜爱并经久不衰。然而,这是大元前后历代各朝所不具备的。
  
  我们用大量篇幅探讨蒙元时期蒙古贵族的宗教信仰及其变迁,实际上是想在蒙古思想发展史中探索和寻找胎育和产生元青花瓷纹饰的土壤和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