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蒙商文化核心理念

By | January 29, 2014 | 总浏览:991

delger 提交于 星期五, 11/15/2013 – 18:29

     蒙商作为一个商业大团队,其实与全国晋商、鲁商、粤商、闽商等著名商帮一样,是我国经济史上特别重要的商团,只是人们往往把蒙商的光环贴在“旅蒙商”的标签上,似乎隐身了。“旅蒙商”对催生晋商、京商、直隶帮(冀商)、鲁商、陕商等商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事实上,“旅蒙商”的一大半留在了内蒙古变成了蒙商、新蒙商。蒙商作为一个商帮,其核心理念与草原文化核心理念一脉相承。   一、“蒙商”的概念源头

“蒙商”之“蒙”应该包括几个方面的地理历史与民族商业内涵。

我们可以从地理区域、民族区域和行政区域上,弄清楚“蒙商”的历史范围和概念定位。

1、“蒙商”之“蒙”是内蒙古之“蒙”

自从有了“内蒙古”这三个字,后来有了“内蒙古自治区”这六个字,“蒙商”之“蒙”也就有了准确的地理范围,即今日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的历史以来的商人。“蒙商”就是内蒙古籍的商人,晋商、鲁商的名称也是这样来的。

2、“蒙商”之“蒙”是蒙古族之“蒙”

由于历史上的匈奴、鲜卑、契丹等建立过政权的民族相当一部分融入蒙古族,因此,在内蒙古活动的商人也就以蒙古族为代表、为主体了;因此,“蒙商”之“蒙”也是蒙古族之“蒙”。

蒙商的概念就是有史以来内蒙古籍的商人,包括历史上的蒙商、旅蒙商,今天的新蒙商。

二、“蒙商”的历史演变

“蒙商”的概念有何历史依据?这值得研究。自匈奴以来至辽朝、西亚、西域及北方少数民族商人,“古代汉文资料把他们统称为‘胡商’(1999年,远方出版社,《蒙古族经济发展史》,102页);”胡商“应是蒙商的前身。”“根据考古资料来看,殷商时期(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商品往来十分频繁,2300多年前,赵武灵王在呼和浩特、包头地区‘胡服骑射’,进行军事政治改革,实际也是改革经济、衣服商品等。”(《蒙古族经济发展史》,远方出版社,1999年,14页)。该书认为,“游牧民族在久远的年代就具备了商品意识,商业交换逐渐成为游牧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促成部分。”(《蒙古族经济发展史》,远方出版社,1999年,17页。)

自汉唐以来,有了蒙古族概念,特别是蒙元以来,蒙商逐渐形成了气候,成为那个时期中国商团的主要代表,中原和南方商帮主要是在明朝形成的,与蒙商团队共同发展。

“草原丝绸之路”其实就是“蒙商之路”。《辞海》第六版第0288页用367个字对“草原之路”作了解释。即:“草原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的简称。古代三大丝绸之路的干线之一。公元前后数千年内,主要由游牧民族在亚欧大陆北方草原地区相继开辟的无数条交通道之总称。其特点是分布极广,支线极多,繁荣程度不亚于绿洲之路。路线大致为:从中原地区分数路向北进入蒙古高原,抵达鄂尔浑河流域、贝加尔沿岸诸地;向西或可循今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森林地带直抵东欧。亦可越杭爱山,沿阿尔泰山西行,向南折入天山以北的草原;西经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锡尔河诸河流域,抵咸海北岸;再向西至乌拉尔河、伏尔加河、顿河流域,前赴里海、亚速海及黑海的北岸地区;更往西去,可抵第聂伯河流、维斯杜拉河流域,乃至多瑙河流域等地。沿着鄂尔齐斯河岸向北,有通往鄂木斯克等地的支线;锡尔河沿岸有东南至费尔干纳盆地、南至索格底亚那的支线;伏尔加河下游有北通卡马河流域、南达高加索地区的支线等等。

这是“蒙商”的权威表述。明清以来,呼和浩特、张家口、大同等城市也是在“蒙商”与中原商帮交易中形成商业城市的。历史记载,明代京、冀、晋、陕等长城地带与内蒙古至少有70余处“马市”市场,这对于蒙商与其他商帮的合作共赢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茶叶之路”、“旅蒙商”之路也是“蒙商之路”。明清时期,旅蒙商之路、张库大道及茶叶之路的开辟,使内蒙古和蒙商成为南方商帮、中原商帮的“合作伙伴”。“旅蒙商”留在了内蒙古、融入了内蒙古也就变成了“蒙商”。

深圳仅仅30多年的历史,但是,深圳市已经提出“深圳商帮”的概念,“深圳商帮”其实就是全国各大商帮的综合体,只是企业落户深圳了、商人也落户深圳了,也就成了“深圳商帮”。

三、“蒙商文化”的核心理念

经过多年研究,人们把内蒙古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定位为: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显然,草原文化是蒙商精神的源泉。蒙商文化的核心理念简言之,四句话:习惯诚信,开放包容,崇尚自然,义利并举。

1、习惯诚信

蒙商是靠诚信打天下的,蒙商的诚信很早就在法律上得到“约定”,这是中国其他商帮不具备的。《成吉思汗法典》52条规定:撒谎者,处死刑。《成吉思汗法典》45条规定:以信托资金经商累计三次亏本的,处死刑(商务印书馆2007年7月第一版)。在一个国家法典中,如此“规定”诚信,这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而且,也是超前的。自古以来,中原地区以“无商不奸”来概括经商者,历史上的儒家思想以及其他哲学往往是排挤和贬低商人及其社会地位的,其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奸商”、“商奸”的原因。为此,《成吉思汗法典》规定“撒谎者,处死刑”。对于不讲诚信给与死刑,这在世界法律上是没有的。

成吉思汗制定的商业制度及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的经济政策十分重视商业发展,蒙商在那个时期已经开始闯荡世界,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恪守信义”在商业上被活学活用,蒙商“诚行天下”成为日常习惯。对那些不讲诚信的行为给与制裁。正是因为花剌子模国杀害了成吉思汗的商业使者、抢劫了财物、商品,才引起“成吉思汗征西”,这是国家政府对不诚信的武力讨伐。

呼和浩特清水河、托县一带的黄河渡口被中原商人命名为“君子津”,就是“君子渡口”,见证了蒙商讲诚信的历史。

蒙商“习惯诚信”的理念深深地影响了晋商、鲁商等在“茶叶之路”上经商的“旅蒙商”,这也为中国商帮讲诚信做了表率。

2、开放包容

历史上,伴随着“习惯诚信”的蒙商和征服世界的蒙古部队,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欧洲乃至世界,欧洲先进的技术和文明也引到中国,这就是,蒙商一开始就具备了开放包容的精神气派。

蒙元经济制度是开放的、包容的,造就了内蒙古商人的开放性、包容性。元朝实行海上贸易和陆地贸易开放的政策,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十分繁荣,中外交流频繁。元朝政府开放地吸收海洋文化的先进性元素,也吸收欧洲文明的先进因素。例如,世界闻名的元代青花瓷吸收了伊斯兰的文化元素。元朝打通了亚洲与欧洲的经济贸易通道,使东西方经济往来达到顶峰。巩固了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陆地丝绸之路,由于商业的发展,催生了天津、上海、泉州等商业城市和港口,使杭州、元大都、元上都、天德城(呼和浩特)的商业十分繁荣。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很多记载。

人们常说,草原人胸怀宽广、豪爽,其实就是骨子里有的开放包容的性格。草原文化核心理念“践行开放”在蒙商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3、崇尚自然

中国古代南方、中原商帮一大特点往往是以牺牲生态、自然为代价获取财富。例如,在电视剧《乔家大院》、《走西口》中,破坏生态的情节很多,表明晋商等商帮缺少生态意识。蒙商从诞生之日起就有“崇尚自然”的精神。

《成吉思汗法典》56条明确规定:保护草原。草绿后挖坑致使草原被损坏的,失火致使草原被烧的,对全家处死刑;57条规定:保护马匹;58条规定:保护水源;不得在河流中洗手,不得溺于水中。《成吉思汗法典》21条规定:幼小的和雌性的猎物进行放生。这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使蒙商的任何行为都约定在法律范围内。

草原商队从来不破坏草原,游牧民族的“游牧”本身就是保护生态的行为。实行“东营盘”、“夏营盘”、“轮牧”、“休牧”就是为了保护生态,这种习惯使得蒙商树立了保护生态的习惯。

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崇尚自然”,这就决定了蒙商的生态至上理念。当前,内蒙古企业的打绿色牌就是在践行“崇尚自然”的蒙商精神。草原生态法律文化以游牧经济为基础,是蒙古族游牧民族通过政治、经济、心理等各种途径自我选择的结果,是游牧民族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追求文明、追求进步的体现。如《阿勒坦汗法典》、《成吉思汗法典》等成文法律,几乎都包含着保护野生动物、草原、水资源等内容,有效地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达到了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生态协调,为人类保护环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4、义利并举

蒙商在经济史上提出义利并举,再商言利、不回避利。明朝人修订的《元史》,大量历史事实在谈“利”。国家收税也是追利,单纯谈义而回避利是不诚实的虚伪心态。明清时代的“互市”就是为了“利益”。

呼和浩特市是因为“互市”形成的,在明朝,由于明政府不与少数民族通商,蒙古族很快袭击北京城,迫使明朝“开市”,包括民市、官市、马市、牛市等,明朝实行“互市”后,形成了今日呼和浩特市,也促成了张家口市、大同市的规模扩大。

商人获利、经济搞活、企业发展、国家增税,依法获利就是“义利并举”。蒙元制度保护商人的利益。《成吉思汗法典》14条规定:驿站的职责是收集情报、传递信息、保障通商、保障官员和使节通行“ (商务印书馆,2007年7月第一版,内蒙古典章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编,4页)。这就从法律上“保障商业流通”。元朝让驿站成为“物流通道”;“礼遇商人”,这让蒙商依法获利,这是中国古代商帮最难可贵的精神。

蒙元商业制度对蒙商“义利并举”理念产生很大的影响。蒙元代商品生产有显著的发展,据《元史·食货志》、《元典章》及其他众多史籍加以概括,主要有以下数种:鼓励通商、减轻商税、保护商道安全、维护商贾资财。在这些政策作用下,众多的农牧业和手工业产品开始商品化。(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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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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