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承钧对蒙元史研究的贡献

By | April 25, 2014 | 总浏览:4,667

冯承钧(1887—1946)字子衡,湖北夏口人,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杰出的翻译家。1904年留学比利时,1906年入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律,1911年大学毕业,受辛亥革命的感召,毅然归国参加革命,先后任湖北都督府秘书、北京新国会众议院一等秘书、教育司检事等职,同时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法政大学兼课。1929年以后,因患中风,行动不便,遂居家从事著述。冯氏精英、法、意、比、梵、蒙、拉丁诸种文字,学识渊博,治学勤奋严谨,在蒙元史、中外交通史等方面的研究上,著述宏富,贡献卓著。

对域外史料的翻译和研究是冯氏对元史学所作的一大贡献。

元帝国的世界性特点决定了元史学的世界性。成吉思汗建国以后的侵略扩张深入中亚、西亚乃至东欧,并在西域建立四大汗国。中国的史籍对元初西征和西域汗国史记载贫乏,而波斯史家、阿拉伯史家和欧洲行人对此却有极大的兴趣,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可与中国史籍互补。然而,由于语言的隔阂,中国的元史研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在中国本土上徘徊不前。为弥补国内元史学的缺憾,开阔学者的视野,扩大元史学的研究范围,冯承钧克服种种困难,翻译了一系列蒙元史学名著。

瑞典东方学家多桑(c.d.Olhsson)的七卷本《蒙古史》,是举世公认的蒙古史权威著作。该书史料来源广泛,征引了大量回教史家的撰述,如拉失德丁《史集》、术外尼《世界征服者史》、《瓦撒夫书》等等,特详于蒙古民族在中亚、西亚及欧洲的活动,足可补证中国史书之缺失。此书于1824—1852年间陆续出版,一个世纪以来,在西方一直盛行不衰,可惜东方并无完全译作,仅日人田中萃一郎有前三卷译文。然而田中不明声韵,译名混乱,且有误解法文处,害人不浅。自洪钧始,中国史家也知道了这部巨著,洪、屠诸人也曾靠“舌人”摘译引用过它,还有些史家从霍沃尔特(Howorte)译本转贩至再至三, 故冯氏说:“多桑书同中国学者实在没有发生关系。”(注:冯承钧:《评田中译多桑蒙古史》, 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所以, 冯氏以极大的毅力,经过两年多的艰辛劳动,将此书转为汉文。

冯氏以为,翻译蒙古史著作,最重要的是译名。七卷本《多桑蒙古史》译名前后不一,检索困难。为此,冯承钧确定了一套统一译名的办法:第一,凡原名之初见者,皆附西文原名于其下;第二,元代史籍所无之人名、地名而有旧译者,则用元代前后之古翻,不用今读译古名,也不用古读译今名,如隋唐之范延、《明史》之贴必力思之类是;第三,译书所用标准字,多从《元朝秘史》,兼采《元史》和《亲征录》,但绝不盲从,如《元朝秘史》记杀乃蛮王子屈出律之地为撒里黑昆(S-ariq-qun),证以新发现的蒙文本《元朝秘史》残本,应为撒里黑豁勒(Sari-gol)(注:冯译《多桑蒙古史》译序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类似错误,《元朝秘史》还有不少。 冯氏在引作标准字时,参考了陈垣、伯希和等人的研究成果,再益以自己的考证,译名取得相对统一。对于其它史籍中的同名异译,也在附注中予以注明。

冯承钧译书既不迷信西书,也不专信中文史料,而是取二者互相比对,考订史实,真正做到融会贯通。一方面,他通过域外史料的翻译和引进来校补中国史书的缺失。如《亲征录》载有木华黎率王孤、火朱勒、忙兀儿、弘吉剌、亦乞剌五部及契丹、女真之兵南征中国一事,其中火朱勒部,久不知其对音为何,通过《多桑蒙古史》的翻译,知道其对音为Qosqol,则《亲征录》原译应该是火失火勒,再查对“别列津”本《史集》,此名屡见,意指每十人对中挑选出二人组成的军队,冯氏还考证此字根qos在突厥语中有“双”之意(注:冯译《多桑蒙古史》译序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可见,域外史料往往能提供某些线索和资料,帮助解决一些中国史书中悬而未决的难题。

另一方面,冯承钧又以中国史籍来校改多桑书的错误,以“钧案”的形式,在附注中加以说明。如多桑书载:1198年,王罕率军进攻蔑儿乞部,杀脱脱之子名贴坤别(Tekoun Bey)者,冯氏检《元秘史》作脱古思别乞,《亲征录》作土居思别吉,而判定多桑书是Togouz-Beki 之误(注:《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二章,43页)。《多桑蒙古史》还引用了一部分中国史籍,从而有比较坚实的史料基础,但多桑所本的仅仅是宋君荣(Gaubil)、冯秉正(Mailla)、夏真特(Hyacinthe)等译的《续弘简录》、《续通鉴纲目》、 《元史类编》等书,本身有不少错误,冯氏译书时均取中文原书与多桑书相雠校,订正了不少错误。

《多桑蒙古史》是我国学者译出的第一部蒙元史专著。冯译本的出版,改变了过去只能靠译人“隔靴搔痒”的局面,开系统翻译和研究域外蒙元史料的先河。冯氏运用他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和深厚的史地涵养,统一译名,作了许多精审的考订,大大提高了《多桑蒙古史》的史料价值。诚如冯氏自序所说:在拉失德丁的《史集》和其它波斯文、阿拉伯文著作未译出以前,多桑书是一部极好的参考书。现在,虽然《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蒙元史名著有了汉文译本,冯译《多桑蒙古史》的价值仍在,它依是中外治元史学者必读的蒙元史专著。

《多桑蒙古史》译完以后,冯承钧又将法国汉学家布哇(L. Bouvat)著的《帖木儿帝国》译出,作为多桑书的续篇。此书取材较广, 对帖木儿帝国的世系叙述简明,还附带言及中国艺术输入西域事,皆可补正元、明二史之阙。冯氏译书时,用元明旧译统一了译名,参考陈垣的《中西回史日历》,改正原书纪年的错误,并征引中西史籍,疏证原书的讹误,还补志了察哈台汗国的沿革,极便学者参考。

《蒙古史略》是冯氏从法国汉学家格鲁赛(Rene Grousset )的巨著《极东史》中节译的蒙古史部分。它在时间上限于成吉思汗至忽必烈五代,空间上并言中国以外诸汗国,尤详于窝阔台、贵由、蒙哥三汗经营西域事,与中国史籍正有互补互校之功。作者广泛采用了诸汉学家的先进成果,正文条贯清楚,便于读者了解蒙古建国大势。附注丰赡,特详于资料来历,极便查阅,因此又是一部很好的资料索引书。冯氏译文晓畅易读,并补正了一部分附注,作了统一译名的工作。

《马可·波罗行记》是参证元史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全书以纪实的手法,叙述了马可波罗在西域、南海各地的见闻,尤其详细记述了元代大都的繁荣及其它各大城市的经济文化和民情风俗,为中外关系史和蒙元史研究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行记》首次向西方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世界的大门,而被人们称为“世界第一奇书”。然而,直到二十世纪初,这部与中国极有关系而又与中国人隔膜长达六百多年的“奇书”才为国人所知晓。1913年,北京正蒙书局出版了魏易、林纾合译的第一个汉译本,名为《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其书“自谓择精去冗,为其笺注之语,多浅俚可笑”(注:张星琅译《马哥孛罗游记导言—柳诒徵序》中国地学馆 1924年版)。张星琅于1924 年据玉耳-科尔迭合订本译出《马哥孛罗游记》导言及第一卷,虽说比较旧译,此本后来居上,但是错误仍然很多,译人补注也多附会牵合。此书在华既无善本完本,冯承钧便决定将它译为汉文。

在译此书时,冯承钧首先对“行记”的版本作了细致的研究。“行记”问世以来,各种抄本、译本不下百种,冯氏把众多版本分成三类:一为原写本,如地学本、颇节(Pauthier)本(简称P氏本); 二为改订本,如剌木学(Ramusio)本(简称R氏本);三为合订本,如玉耳(Henry Yule)本之类 (注:冯译《马可波罗行记—译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由于原本所有卷册均出自手抄, 各版本间岐互重出,特别是人名地名戕误脱漏,道里方向众说纷纭。有鉴于此,冯氏以为各版本间互有短长,难于取舍,因此采取了将各种重要版本的写法裒辑校戡,择其立说较优者,而于附注中并存异说的办法,来解决这一棘手的版本问题。

经比对,冯承钧选择了法国沙海昂(A.J.Hcharignon)的新注本为底本。沙氏将诘聱难读的旧法文体转为新法文体,还参考了除别奈代脱(Benedetto)本之外的诸重要版本,故注释丰赡, 使后来的学者检寻便利,又因为他长期住在中国,熟悉中国的典籍与文化,能取汉籍作一些校订,具有他本所没有的优点。在翻译时,冯氏又尽量搜集、参校了当时所能见到的诸重要版本,如地学本、P氏本、R氏本、玉耳——科迭本、别奈代脱本等,故在文本校勘上,能辑众本之长而臻于完善。

冯承钧特别注重将译书与考证结合起来,他广泛引证中西史籍,作了许多精审的考证,改正沙注本的许多错讹,削删其中牵合附会的东西。

关于马可·波罗其人及其在汗庭的政治任务,学术界历来争议颇多。如颇节考证马可·波罗与元枢密副使孛罗是同一个人,也就是出使波斯不回、协助拉失德丁修史的那个孛罗。李季、李思纯等均持此说,张星琅的两个译本也都名为《马哥·孛罗游记》,并作长篇考证认定波罗与孛罗为同一个人,沙海昂因受张氏影响,对此亦深信不疑。冯氏在《行记》译序中专门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辨。他首先征引《元史》本纪之文考枢密副使孛罗的事迹:考《元史》,至元七年,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至元十二年,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至元十四年,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慰使兼领待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 (注:《元史》卷七至卷九)。冯氏指出:“《元史》记载孛罗拜官始末甚详,则(此孛罗)不得为至元九年初至上都之波罗彰彰明矣。”又据程锯夫《雪楼集》、《拂林忠献王碑》及《史集》等史文,考证:至元二十一年偕爱薜奉使至宗王阿留浑所后留波斯不归者应为同一孛罗,而与《行记》作者马可·波罗毫不相关。最后确定:马可·波罗绝不是元枢密副使孛罗 (注:冯译《马可波罗行记—译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从而使这一问题得以澄清,“马可·波罗”一名遂成定案。

由于《行记》成书时的疏误和版本流传中的混乱,书中人名、地名、道里方向错讹间出,名称的考订成为“马可·波罗学”中的重要问题,有时一名考释错误,便有可能累及全局。如第二卷130章“哈寒府城”,沙海昂认为哈寒府不可能是河间府,而考作正定。这一错误的考证影响了由此出发的一系列行程的定位:从将哈寒误考为正定起,沙氏将从此地向南骑行三日所至之强格路(Cinglu)定为襄国,其后对强格里(Cingli)为沧州,中定府(Cundinfu)为兖州, 新州马头(Cinguy-amtu)为东平路。冯承钧通过语言对音的分析、道里方向的考察和历史事迹的考证,纠正沙氏的错误考订:从将哈寒考作河间起,对强格路为景州,强格里为临清,中定府为东平府,新州马头为济宁(注:《马可波罗行记》第131章)。 这种考证将许多中国史书中无从比对的地名一一考清,提高了《行记》的史料价值,冯氏的结论也多为后来的学者所证实。

冯译《马可·波罗记》的出版为我国元史学界引进了一部重要的资料,他为《行记》所作的精审考证推动了“马可·波罗学”的发展,书中所述元代大事、典章制度及各地民情风俗,均可补中国史料之不足,对蒙古史、中外交通史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冯氏译文以“直译”为主,语言质朴平实,较好地保留了原书游记的风味,因而深受国人推重。其后,虽有张星琅、李季等的几个译本出版,但诸本中仍以冯译本考订最精,流传最广,至今,冯译本仍然是汉文本中的权威。

《蒙古与教廷》是伯希和蒙元史研究中的一个长篇,全书大量引用拉丁文和波斯文史料,参考教会史书和西方学者的论著,对列边阿答、阿思陵、安德龙如美三人的事迹作了详细考证,其中有不少史料属首次面世,对蒙古史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冯氏于1941年译出此书,至1986年方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此外,冯氏还翻译了伯希和等法国汉学家的一批蒙元史学论文,如《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记〉正误》、《寻麻林》、《蒙哥》、《南家》、《评长春真人西游记》、《突厥语与蒙古语中之驿站》、《评王国维遗书》等,均收在他的九编《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冯氏称这些论文为“碎金断玉”,认为正是这些短篇考证才是汉学家研究的精华。这些短篇译作不拘体例地介绍国外汉学家的优秀成果,往往能解决国内学术界的某些难题,并引进了国外汉学界先进的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给国内学者以方法论的启迪。

系统的翻译为冯承钧的蒙元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能站在融汇中西的高度进行元史学研究。

《成吉思汗传》本为《蒙兀儿史记》之“太祖本纪”和“西域列传”纠谬之作,后因纠不胜纠,遂成专书。比较前人改作的诸本元史,冯著《成吉思汗传》在人名地名的考订和划一方面比旧史大大前进了一步,通观前人改作的元史,冯氏认为只有《蒙兀儿史记》还算强差人意,但屠寄不懂外语,又不通蒙文变化,在使用对音方法考订名称时往往不能正确还原,多有穿凿附会之说(注:《多桑蒙古史》译序一)。冯承钧广泛搜罗中西史籍,综合诸家考释,益以自家研究,每考一名必详尽搜辑各种同名异译,考察其语源及本来涵义,综合汉语古音,确定译名,并以西文注明对音,从而划一译名。冯氏还着意考察各地名的建置沿革和方位四至,并尽可能考出今名今地,对洪、屠诸书中的人名地名误考多所纠正。此书还是一部融中西史料于一炉而成的蒙元史专著。冯承钧多次强调:修元史,必须通晓几种语言;不解外国语言,不但不能搜辑外国史料,而且不能解释本国史料(注:《成吉思汗传》绪言,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前辈元史学家多不懂外文,即使偶有能引用外文资料者,也只能靠译人摘译,且仅限于某一种文字的史料,如《元史译文证补》之类。冯承钧改作元史,第一次系统地征引了域外诸国史料,除了他翻译的《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记》、《蒙古史略》等一批论著外,还参考了《史集》、《蒙古侵略时代之土耳其斯坦》等书,其搜罗域外史料,可谓详备。在中文史料方面,冯氏主要依据《元史》、《元秘史》、《亲征录》三书,在对中外史料作了综合研讨的基础上,对蒙古族的起源、蒙古地区的部族构成、铁木真家族的传说、铁木真的功业尤其是西征事业作了系统的研究。冯书取材广泛,考证精审,纠正了屠寄等人著作中的不少错误,增补了许多旧史所无的资料,因而备受推崇。

关于成吉思汗时代的部族研究,中外学者甚少涉足,《元史译文证补》有目无书,《新元史》多抄袭钱大昕的“氏族表”,另无发明。冯承钧在《成吉思汗传》中特辟“当时之诸部落”专章,对蒙初北边部落构成进行了研究,并发表《辽金北边部族考》、《元代的几个南家台》等论文,来弥补这一研究缺憾。

冯氏对蒙初北边部落的构成有相当开阔的认识。他看到当时北边部族繁多,在游牧生活中,由于“牧”、“猎”、“战”、“劫”等原因,分合无常,因此,不能用严格的种族概念来划分这些游牧部落的种族。在历史上,纯粹的人种并不存在,多少总有其他血统的人混入,只能大致从语文、风习上去区分人种(注:《成吉思汗传》第一章“当时之诸部落”,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冯承钧通过比对中西载籍,将蒙古建国前的北边部族划分为三种:一为蒙古种的部族,包括尼伦部和都儿鲁斤部;二为东胡(Tongus)种的部族;三为突厥(Turk)种的部族。每一种下又分若干部落,冯氏对每个部落的起源传说、语名对音、势力范围等问题作了考辩。

蒙古各部落都有关于本族起源的传说,但这些传说同中国古代氏族起源的神话一样,并没有多少历史根据。冯承钧对此却独具慧眼,他搜集考察了有关各族起源的传说,对蒙古早期诸部族的分合生灭进行了研究。例如尼伦部有一个很强大的主儿勤(Jurkin)部,相传其祖先为合不勒汗长子斡勤巴儿合黑,按理应都是巴儿合黑的子孙,冯氏考《元秘史》卷四,知巴儿合黑因是长子,在百姓中挑选有胆量有技能有力气能射箭的人作随从,而名之曰“主儿勤”部,后来成吉思汗兴起,灭了此部,并吞了他的百姓。冯氏认为从这类传说中,可看到蒙古地区由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演化的史影(注:《成吉思汗传》第一章“当时之诸部落”,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古老的传说,通过冯承钧的研究,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阻卜”、“阻”是史籍中常见的北方民族的族名,对于阻卜的构成及阻卜与蒙古的关系,学术界历来有争议。冯承钧取辽、金二史所著录的部族名与《元史》部族名相比对,并参证有关域外资料,撰《辽金北边部族考》,对《辽史·百官志·北面边防官》所载“(辽国)北临阻十,大国以十数”一条史文进行了详细考证。他认为:阻卜、阻源出突厥语,并非指某一语系的某一种族,其范围极广,部落甚多,就如铁勒、突厥一样,为漠北诸强大部落的总称。据他的研究,蒙古立国之初的众强大部落如札刺儿、克烈、塔塔儿、主儿勤、乃蛮等部皆属于阻卜,至如哈底忻(即《元史》之哈答斤)、茶札剌(即《元史》、《元秘史》之札答剌)、山只昆(即《元史》之散只兀)、梅里急(即《元史》、《元秘史》之蔑儿乞部)等亦在此“十数”之内(注: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这篇考证资料翔实,观点新颖,对于蒙元史中的部落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冯承钧不仅善于利用中外载籍来研究蒙元史,还注意到许多“前人不经意的事物”,对元代白话碑的研究便是他开创的一个新领域。这种碑文用口语写成,文字浅俚,顾炎武讥其“鄙俚可笑”,刘侗著《帝京景物略》也斥之为“夷语可删”,正因为前人对它的价值不甚了了而随意弃置,能流传下来的也就极少。 冯氏为考证梵文“摩诃罗嵯”(Maharaja)一名,曾遍检元代碑文,认识到这种白话碑的史料价值, 而发生研究元代白话圣旨碑的兴趣,他搜罗诸金石录、地方志、外人拓影,加上手抄诸碑,共得白话碑文四十通,经过综合的训释研究,著成《元代白话碑》一书。

冯承钧主要从两个角度对白话碑文进行了研究。他首先取碑文作比较分析,研究了白话碑文的语法结构,作“白话文与文言文释义对照表”,阐明白话与文言间的对应关系,这对了解当时诸汗口语,研究元代白话语法以及宋元、元明间白话文的发展演变有重要的价值,并为更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其次,他还开创以史释碑、以碑证史的方法,为白话碑研究这一新领域提供了优良的范例:一方面,他用书面史料对碑文进行详细考释,使得碑文利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他又用碑文所载来补证书本记载的阙失,如元代使用的语言比较复杂,有汉、回、蒙诸语,据《元史》纪传可知蒙古字颁行于1269~1272年间,但其具体通行情况却阙而不载,冯氏据1275年龙门神禹庙圣旨碑及1276年龙门神禹庙蒙汉文令旨碑考知:“蒙古字是年(1275年)虽行,惟用以译汉字之音,至次年始用以写蒙古语。”并指出:元代公文可以此二碑为代表,其以汉语为主者,语言通顺可解;以蒙语为主者,白话多而迁就原文,则非注释不得其解(注:冯著《元代白话碑—序》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冯氏取碑文与正史、笔记等相参证,获得了不少新的资料和新的见解,对元史研究大有裨益。

前人视此碑文无足轻重,各处元碑多用作墙砖磨石,损毁十分严重。冯氏对此痛心不已,遂花大量心血,搜集整理白话碑文,保存了一笔珍贵的财富。他用科学方法对白话碑进行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其成绩不仅不复“可笑”、“可删”,而是十分“可惊”!他对白话碑的开创性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后来学者搜集元碑,研究碑文,用此碑文进行元史研究,成绩斐然,冯承钧的开创之功不可没。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列强入侵,新疆、蒙古地区动荡不安,边疆危急,爱国史家纷纷转向元史研究,一时名家辈出,名著纷呈,如洪钧、屠寄、沈曾植、柯劭忞等人,皆以元史成名,洪钧首先利用域外史料,著成《元史译文证补》,开阔了国人视野,影响了一代学风;屠寄的百卷《蒙兀儿史记》亦为融会中西史料改编元史的名作。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元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研究者跳出了对旧史改作的圈子,开始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一些大史家掌握了先进的语言工具,在传统史料的诠释和域外史料的利用上比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举其要者有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冯承钧等。

冯承钧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拖着瘫病之躯,坚持进行蒙元史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把我国的蒙元史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高度。他早年游学欧洲,受过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较早较多地接触了西方近代学术文化,在巴黎大学时,与法国汉学界交往十分密切,他注意到海外汉学家的成果多能补正我国元史学界的不足,因此,大力向国内翻译和介绍域外元蒙史资料。以翻译《多桑蒙古史》为开端,先后译蒙元史著作百余万言,开创了系统翻译和研究域外史料的先河,改变了洪钧、屠寄以来只能靠“舌人”点滴摘译的局面。冯承钧的翻译往往能针对中国史书的薄弱环节,注重于中外载籍的互相比对,在融会中西进行元史学研究上,树立了优良的典范。他把译书和考证结合起来,其译书之多、考订之精,连林纾、严复亦难望其项背,顾颉刚在《中国文学史》中把冯承钧列为“近四十年最大的史地译家”。他的高水平的译作,给三、四十年代的元史学界注入了蓬勃的生机。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开拓了我国学人的视野,新资料的介绍、新方法的引进大大推动了我国元史学科的建设。

冯氏的蒙元史研究在融汇中西的基础上,越出了中国本土的圈子,他所作的不再是传统的国别史,而是一种国际史,视野十分宏阔;同时,他又善于深入专题,作了许多精审的考证,宏观的视野与微观的考证相结合,使他的元史改作达到一个超越前人的水平。

冯承钧在蒙元史上开创的研究领域为后人所继承和发扬,他的研究方法指导了新一代元史学家的成长。作为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杰出史学家,他的学术成果、学术精神为后来元史学界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文章出处(来源):   《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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