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汗国与元朝关系的考察

By | June 10, 2014 | 总浏览:1,642

作者:毕奥南

摘要:本文认为,蒙古汗国是在兼并草原诸部的基础上,按游牧民族传统建立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家产制政治特点。这体现在国家分封制结构和汗位继承方式上。忽必烈虽然打败了阿里不哥,但作为全蒙古大汗,他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全体宗亲的承认,拖雷系与窝阔台系以及拖雷系内部的阿里不哥裔、蒙哥裔、忽必烈裔之间此伏彼起的斗争,也说明蒙古汗国分裂的事实。进而认为,元朝是从蒙古汗国分裂出来并经过扩张后建立的国家,与西方蒙古四大汗国建构历程相似。四大汗国与元朝并无宗藩从属关系。

关键词:蒙古汗国;元朝;四大汗国;宗藩

13世纪蒙古势力的兴起,对中国史乃至世界史都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被认为是用火与剑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另一方面又因为蒙古汗国的征服战争,形成极为复杂的新 的欧亚政治地理格局。在庞大的蒙古汗国统治区域内,包括了中国华北、中原(金朝)、吐蕃、辽东(东夏)、高丽及北亚、中亚、西亚、东欧等地。1260年大蒙古国瓦解。忽必烈在继承蒙古本土、金朝旧疆和大理国的基础上建立了元朝,并于 1279年兼并了南宋,形成新的元帝国版图。由于元朝皇帝拥有蒙古大汗的称号,在若干历史时期曾被西方蒙古四大汗国认可,常使人误以为元朝就是蒙古汗国的继承者;元代汉文文献狃于华夏传统的正闰观,刻意强调元朝的正统,批判西北诸王的“叛逆”,暗示西北诸王应从属蒙古大汗(元帝)等等,这些都使元朝与四大汗国 的关系变得模糊。因此,准确理解元朝和四大汗国的政治关系,对于把握元朝边疆范围,考量其边政边事,显然是必要的。笔者认为,如果深入了解蒙古汗国的分封制结构和汗位继承传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蒙古汗国瓦解的原因,以及各封国之间新的政治关系。尽管许多学者对 此已发表了不少有益的见解,然而依笔者愚见,蒙古汗国与元朝关系的表述仍欠明晰。以此之 故,笔者不避浅薄,呈献管见,期望专家驳正。

蒙古汗国是在兼并草原诸部的基础上,按游牧民族传统建立起来的。

自公元840年回鹘汗国被黠戛斯部击溃后,蒙古高原诸部林立,各部互不统属,时有征战。至13世纪初,经过一系列兼并战争,蒙古博尔只斤氏的贵族铁木真分别战胜各部,统一了草原。1206年,蒙古各部在斡难河畔举行忽里勒台(quriltai,意为聚会),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由此建立大蒙古国(-tg客忙•豁仑•兀鲁思,yeke mongghol ulus)。大蒙古国的建立,结束了蒙古汗国与元朝关系的考察草原诸部各自为政、征战不休的动荡局面,形成以蒙古贵族为统治核心的封建游牧汗国。大蒙古国的政体组织,以千户制为基本结构。草原诸部按游牧民族传统,被编为十户、百户、千户、万户,千户是基本单位。实际上早在1203年击灭克烈部后,成吉思汗已建立了95个千户,[1]建国的分封只是再次肯定千户制。蒙古汗国的千户是“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军政合一组织,由牧户(阿寅勒,ayil)和游牧地域(嫩秃黑,nuntuq)构成,各千户领有的牧户数及相应的牧地不尽一致,但牧户与游牧区域有着相对应的比例。千户属民的构成,有一部分是由同族组成,如弘吉刺、亦乞烈思、汪古、斡亦剌惕、札刺亦儿等,大多数千户是在打破部落界限后形成的。千户长(敏安•那颜,minggan noyan)一般多由功臣、亲信、贵戚担任。千户长之职可以世袭,在所管领地里,掌管着举凡征收税赋、分配牧地、差徭派役、处置刑罚、统领军队等军政大权,并可以任命下属官员,俨然是专制一方的领主,不过千户长除了一部分直隶大汗外,一般都同时具有首先是拥有分地诸王的家臣、然后又是大汗藩臣的双重身份。两者对千户长都具有支配权力。

蒙古汗国实行分封制,分封按性质讲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黄金家族内家产式分封。从氏族社会理论上讲,整个汗国应归成吉思汗家族共同所有。所谓“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2]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根据蒙古人分配家产的传统,成吉思汗将国家臣民、军队分为若干份子,蒙古人称之为“忽比”(qubi),[3]分赐给诸子弟[蒙古语称为“可卜温”(kobeun),直译“儿子”]。受封者凭借“皇帝的福荫”(合罕•讷•速突儿,qagan—u sudur,元代圣旨常用语),组成自己的“兀鲁思”(ulus)。兀鲁思由人民和嫩秃黑(游牧地域或屯营地)构成。根据符拉基米尔佐夫的意见,“分地——忽必是由一定数量的游牧家族(兀鲁思)和足资他们生活的牧地与猎场(嫩秃黑)这两部分构成的”,“兀鲁思一词,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译作分‘地,领地’;不过,作为纯粹游牧民的蒙古人,更喜欢把兀鲁思理解为人,而不理解为领土;事实上兀鲁思一词的原始意义本来也是人‘’。因此,兀鲁思一词也可以译作人‘民’,即人‘民一分地’,联‘合在某一分地里或建立分地一领地的人民’。到后来,兀鲁思又有人‘民一国家’,形‘成国家一领地的人民’和国‘家’的意义了”。[4]应该讲这个看法颇中蒙古游牧社会的肯綮。受封宗王,即兀鲁思的领主(ejen),在封国内具有绝对权力。他可以完全支配分属于他名下的百姓、那颜、嫩秃黑,再将其分封给亲族。在宗法关系比较牢固的情况下,尽管领主在分地内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在大汗宗主权的制约下,领主以誓约的方式与大汗保持臣属关系;封主废立则由大汗决定;有义务听从大汗抽调其军队或其他人户;出席忽里勒台,贡献意见;襄助公共事务,如设置驿站;供应大汗护卫(怯薛,keshig)衣食、马匹、武器等。[5]

与家族分封不同,成吉思汗对功臣贵戚另有一种分封,称为“莎余儿合勒”(soyurqM),意为恩赐或赏赐,内容包括答刺罕(darqan)特权(豁免赋役,减免刑罚等),封授千户、万户、国王等。对于主动降服的部族,成吉思汗往往封其首领,使统领旧部,如汪古、畏兀儿、斡亦刺惕等部;姻族也以旧部形式组成数个千户,如弘吉刺部、亦乞烈思部等。功臣如木华黎封国王,其他功臣也组成各自的爱马(ayimag,意为部,又作投下)。这种恩赏式的分封,虽然要比黄金家族“忽必”分配式分封低一个等次,但由于职位世袭,对部民具有很强的支配权,因而仍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并有向领主演变的可能。[6]

根据成吉思汗的分封,长子术赤的封地是从海押立(今哈萨克斯坦塔尔迪•库尔干东)至花刺子模(中亚咸海南基发一带)、钦察草原;次子察合台的封地,从畏兀儿之西到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三子窝阔台封地在也儿的失河(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地方。他们的后人,按蒙古人的习惯,被称为右手诸王,或西道诸王。幼子拖雷则继承成吉思汗在斡难—怯绿涟河之间的大斡耳朵(宫帐);诸弟别里古台分地在怯绿涟河(今克鲁伦河)下游;合赤温分地在金朝边堡以北;大弟哈撒儿分地在额尔古纳河与呼伦湖一带;幼弟帖木哥斡赤斤的分地在大兴安岭以东,他们的后裔,习惯上被称为左手诸王,或东道诸王。无论家产分配式还是恩赏型分封,分地一兀鲁思、爱马一投下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一般在大汗权威强大时,大汗对藩臣、藩部能实行有效的控制;一旦汗权衰落,各兀鲁思往往自行其是,彼此甚至为争夺汗位兵戎相见。前者以蒙古前四汗及忽必烈控制东道诸王为典型,后者以四大汗国独立为著例。

游牧民族的汗位继承法引发了蒙古汗位争夺斗争。

经过打破部落界限的整合,封建游牧国家结构进一步完善,蒙古汗国积聚了强大的力量。随后,蒙古游牧贵族以追击仇敌为由,发动了一系列征服战争,使大蒙古国疆域不断扩大,诸王等封地又进行了若干调整(详后)。

1227年,成吉思汗在围攻西夏王国的战役中死去。根据蒙古人幼子继承家产的传统,拖雷继承了成吉思汗大部分属民和军队,并以监国身份摄政。由于成吉思汗生前曾指定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因此拖雷不能不按传统举行忽里勒台以推选大汗。1229年,经忽里勒台推举,窝阔台继位为蒙古国大汗。1232年,拖雷神秘死去,不久,窝阔台以大汗名义,将隶属拖雷家族的速勒都思等3个千户划归己子阔端。拖雷遗孀唆鲁禾帖尼隐忍未发,两系矛盾已见端倪。[7]

1241年,窝阔台卒,皇后脱列哥那摄政。窝阔台生前曾指定其孙失列门为继承人,脱列哥那则坚持以己子贵由继位,为此按传统邀请各支宗王及重要将领,召开选汗大会。除长支宗王拔都(术赤之子)因与贵由不和,托病拒绝参加,东、西道主要诸王、大臣于1246年出席了在和林附近召开的选汗大会。在脱列哥那的操纵下,贵由被推举为大汗。[8]1248年,贵由借口去封国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养病,率军西进。拖雷遗孀唆鲁禾帖尼认为其此行将不利于拔都,秘密派人向拔都报信。拔都闻讯遂严兵以待。由于贵由行至横相乙儿(乌古伦河上游河曲之处)地方暴卒,一场内部大战从而得以避免。[9]

贵由的死使汗位出现空缺。此时窝阔台系缺乏有管理国家才干、能继承汗位的合适人选。贵由妻斡兀立海迷失与两子忽察、脑忽之间意见不和,显得势力单薄;术赤系诸王则以拔都为首,兄弟团结,内部稳定,立国于南俄钦察草原,早已不服从大汗约束而自行其是。拔都因父亲出身血统有争议,无意争夺汗位,但不愿听命于窝阔台系汗王,为了加强与窝、察两系抗衡的力量,拔都采取了扶助对汗位有野心的拖雷系的策略。他一方面按惯例请贵由遗孀斡兀立海迷失摄政,另一方面以兄长身份,邀请各系宗王到其驻地,以便“拥立一个我们认为合适的人登临大位”。然而察合台系和窝阔台系的主要诸王认为拔都驻地不是成吉思汗的根本之地,在那里召开选汗大会违背传统,遂拒绝拔都邀请。斡兀立海迷失只派代表八刺参加会议。唆鲁禾帖尼派长子蒙哥率诸弟赴会,以示支持。在钦察草原的选汗大会上,拔都提议推举蒙哥为汗,八刺以窝阔台曾指定失列门为继承人为由加以对抗。由于拖雷系诸王拥有强大的军队,又有拔都率术赤系诸王鼎力相助,于是会议强行通过立蒙哥为汗的决议。当消息向察合台、窝阔台两系诸王传达后,这两系诸王以原先曾约定汗位应在窝阔台系传承为由,对决议不予承认。这使汗国陷人分裂境地。随后拔都派其弟别儿哥、脱哈帖木儿率大军卫护蒙哥返回蒙古本土;另行邀请各系诸王前去斡难(今蒙古国鄂嫩河)、怯绿连两河故地重开大会。虽然东道诸王应邀赴会,但因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的许多诸王仍加抵制,会议迟迟不能召开。见会议耽误已久,拔都下令不等窝、察两系诸王与会,强行开会拥立蒙哥即位,并发出威胁:“那些背弃札撒的人都得掉脑袋”。1251年,选汗大会在和林附近召开。到会的诸王、大臣再次确认曾在拔都驻地开会的议案,蒙哥遂当上了蒙古大汗。[10]

蒙古汗国的继位问题,一直是影响汗国稳定的重要因素。成吉思汗生前虽然指定窝阔台为接班人,但蒙古社会固有的幼子优先继承权习俗和部落议事制,制约着这种“指定”。根据蒙古人的传统习俗,在一户蒙古家庭中,长妻所生的幼子被称为“斡惕赤斤”(odcigin),意为“守灶之主”,有留守家业的权利和义务,其他子女则在成年后分产另过,因此幼子在家中具有重要地位。这种习俗对蒙古社会政治也产生了影响。据史料记载,成吉思汗有意让拖雷继承汗位。他曾对拖雷讲:“由你来掌管我的禹儿惕、大帐、军队和帑藏的职务,对你更好一些,你也可以更安心一些,因为你将拥有许多军队,你的儿子们将比其他宗王更为独立和强大”。事实上,作为成吉思汗钟爱的幼子,拖雷分得成吉思汗的大部分军队、属民、财富,并占据了大汗名下最好的牧地,完全具备称汗的实力。[11]窝阔台对此十分清楚,他在逊辞众人推举时曾讲到,“尽管成吉思汗的命令,实际上是这个意思,但是有长兄和叔父们,特别是大弟拖雷汗,比我更配授予大权和担当这件事,因为按照蒙古人的规矩和习俗,幼子乃是家中之长,幼子代替父亲并掌管他的营地和家室”,认为拖雷有权继位。[12]后来窝阔台虽然登上了汗位,而且各系宗王也立下效忠的誓言,表示大汗之位永远在窝阔台一系内传承,但拖雷及后裔拥有强大势力,其服从与否,可以直接动摇汗位。蒙哥即位不仅得益于以拔都为首的术赤系后王和东道诸王的支持,而且本身也具备称汗的实力。这是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的真正原因。

窝、察两系的抵制已使大汗的权威受到削弱,当蒙哥正在欢庆自己的胜利时,窝阔台系宗王失列门、脑忽、忽秃黑等以参加会议的名义,带领军队企图突袭蒙哥大营。因偶然机会,有人发现有大批军械被运向和林,并伴有大量军队,马上向蒙哥汗告发。蒙哥派出大将忙哥撒儿领兵包围失列门等宗王,将其拘捕,带往汗廷;另派不怜吉带统兵十万,前往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境内)与哈刺和林之间的兀鲁黑塔黑(今蒙古国科布多地区)、杭海(今蒙古国杭爱山脉),以防察合台汗国方面的进攻;派不花领兵两万前往乞儿吉思(鄂毕河上游至叶尼塞河之间)和谦谦州(唐努岭以北至叶尼塞河上游之间)的边境,[13]胁迫斡兀立海迷失与其子忽察动身来和林觐见。经过蒙哥及其大臣的审讯,窝阔台系的宗王及谋臣、部将等相继承认阴谋。蒙哥借此机会进行大规模清洗,处死一大批从叛人员,“分迁诸王于各所:合丹于别石八里地,蔑里于叶儿的石河,海都于海押立地,别儿哥于曲儿只地,脱脱于叶密立地,蒙哥都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于扩端所居地之西。仍以太宗诸后妃家赀分赐亲王”。在斡兀立海迷失及失列门母“以厌禳事觉”后,被处死,又谪“失烈门、也速、孛里等于没脱赤之地,禁锢和只、纳忽、也孙脱等于军营”。[14]窝、察两系经过残酷的镇压后,力量削弱,一蹶难振。通过铲除异己势力,蒙哥确立了自己的大汗权威。

蒙哥的胜利,实际上是拖雷系与术赤系联盟的结果。拔都辈居兄长,又有拥立之功,加上此前早已独立一方,在拔都和蒙哥在世时,双方尚能共同维护大汗权威,不过蒙哥已不能像成吉思汗和窝阔台两位大汗那样干预钦察汗国的内政了。无论是钦察汗国,还是察合台汗国或窝阔台汗国,与蒙哥大汗不仅有着一定的地理距离,而且在统治家族内部,已出现深深的裂痕。

蒙哥当政期间,除原来宗王贵戚封地外,将大汗直辖地区划为三部分:东方各地区,汉文史料称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委任马哈木牙•刺洼赤实行管理;突厥斯坦、河中诸城、畏兀儿诸城、费尔于纳、花刺子模等地,汉文史料称为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任命马思忽惕伯管理;呼罗珊、杩拶答而、伊拉克、法儿思、起儿漫、罗耳、阿儿兰、阿塞拜疆、古儿只斯坦、亚美尼亚、鲁木、迪牙别克儿、毛夕里、合列卜等地,汉文史料称为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任命阿儿浑为长官。[15]上述地区的税收均上交大汗国库,并作为黄金家族的共同财富,由大汗管理支配。此外,蒙哥派长弟忽必烈经略汉地,同时派次弟旭烈兀经略波斯等地,作为他控制东西方的左右翼助手。

蒙哥汗死后的争位战争促使大蒙古国分裂及元朝创建。

1259年七月,蒙哥猝死征南宋军中。蒙哥生前并没有指定继位人,虽然他曾说过窝阔台之孙失列门可以继位的话,但出于猜忌,他下令溺死了失列门,[16]而蒙哥诸子年幼,无力服众,因此汗位继承再次发生危机。当时觊觎汗位者主要是蒙哥的长弟忽必烈和幼弟阿里不哥。阿里不哥似乎先于忽必烈得到蒙哥死亡的消息,在先朝诸臣阿蓝答儿、浑都海、脱火思、脱里赤等怂恿下,于是利用受命留守汗廷老营的身份,命阿蓝答儿发兵于漠北诸部,脱里赤括兵于漠南诸州,为夺取汗位预作准备。忽必烈受蒙哥之命,开府漠南金莲川(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境),经略汉地,当时正在进攻南宋军中。当年九月,亲王穆哥(忽必烈异母弟)从四川合州钓鱼山前线给忽必烈送来蒙哥猝死的消息,并请忽必烈北归。不久,在金莲川开平府的忽必烈妻子察必也派人向忽必烈密报,称有脱里赤、阿蓝答儿在漠南地区调兵,还不让忽必烈长子真金知道,要忽必烈速归。忽必烈闻讯匆匆和南宋订立和约,然后北返,归途中曾派使向阿里不哥询问抽调军队事。阿里不哥有意向忽必烈封锁消息,所遣使者含糊其词,引起忽必烈的怀疑。当忽必烈回到燕京时,正逢脱里赤括兵,面对忽必烈的诘问,脱里赤称是奉蒙哥“临终之命”。忽必烈认为事情可疑,便解散了脱里赤括集的军队。[17]此后双方都派使臣去接管蒙哥生前所率领的军队。阿里不哥接受脱里赤的建议,一方面派出使者麻痹忽必烈,另一方面邀请各系诸王前去参加蒙哥葬礼,准备在聚会时消灭对手夺取汗位。见忽必烈和东道诸王拖延,倾向阿里不哥的宗王及大臣不愿再等,遂在牙亦剌黑一阿勒台地方召集大会,拥立阿里不哥为蒙古大汗,并造舆论称,“旭烈兀汗、别儿哥和宗王们已同意并宣布了我为合罕,不要听忽必烈、塔察儿、也松格、也可一合丹、纳邻一合丹的话,也不要服从他们的命令”。[18]中统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赴开平,亲王合丹、阿只吉率西道诸王,塔察儿、也松格、忽刺忽儿、爪都率东道诸王,表示愿拥立忽必烈为蒙古大汗。忽必烈按惯例三让,诸王、大臣固请,于是完成选汗仪式,即皇帝位。[19]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都向对方派出使者,但存在的分歧只能诉诸干戈。

当时在汉地还有一些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控制蒙哥留在川陕的军队首先成为忽必烈和阿里不哥斗争的焦点,因为这支军队的向背,关系到汗位之争的大局,对忽、阿双方都至关重要。有人提醒忽必烈说,“刘太平、霍鲁海在关右,浑都海在六盘,征南诸军散处秦蜀,太平要结诸将,其性险诈,素畏殿下英武,倘倚关中形胜,设有异谋,渐不可制”,建议忽必烈“遣赵良弼往觇人情事宜”。忽必烈采纳了这个意见,[20]派赵良弼前去京兆察访秦、蜀人情事宜。据赵良弼报告,“宗王穆哥无他心,宜以西南六盘悉委属之。浑都海屯军六盘,士马精强,咸思北归,恐事有不意。纽磷总秦、川蒙古诸军,多得秦、蜀民心,年少鸷勇,轻去就,当宠以重职,疾解其兵柄。刘太平、霍鲁怀,今行尚书省事,声言办集粮饷,阴有据秦、蜀志。百家奴、刘黑马、汪惟正兄弟,蒙被德惠,俱悉心俟命”。[21]根据形势,忽必烈下令立陕西四川宣抚司,以八春、廉希宪、商挺、赵良弼主持,前去控制陕、川。赵良弼先至京兆,与断事官八春分析:“今浑都海日夜思北归,纽磷迁延不即行,当先遣使奉上旨促纽磷入朝,刘太平速还京兆。”八春同意。使者至,纽磷果然移营准备入泾州,刘太平也将趋六盘山与浑都海会合,闻命乃止。断事官阔阔出遣使向廉希宪报告:“浑都海已反,杀所遣使者朵罗台,遣人谕其党密里火者于成都、乞台不花于青居,使各以兵来援,又多与蒙古军奥鲁官兀奴忽等金帛,尽起新军,且约太平、霍鲁海同日俱发。”廉希宪得报,召僚属计议,认为“不早为之计,殆将无及”。于是遣万户刘黑马、京兆治中高鹏霄、华州尹史广,掩捕太平、霍鲁海及其党,捕获后“尽得其奸谋,悉置于狱”。复遣刘黑马诛密里火者,总帅汪惟正诛乞台不花,然后派人向忽必烈奏告。当时关中无兵备,廉希宪命汪惟良将秦、巩诸军进军六盘山,汪惟良以未得忽必烈旨命为辞,廉希宪解所佩虎符银印授之,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办吾事,制符已飞奏矣。”又付汪惟良银一万五千两,以充功赏,另出库藏钞币制作军衣,使汪惟良感激而行。廉希宪又发川卒更戍及在家余丁,推节制诸军蒙古官八春率领。廉希宪对八春讲:“君所将之众,未经训练,六盘兵精,勿与争锋,但张声势,使不得东,则大事济矣。”适有诏赦至,廉希宪恐有意外,先命绞太平等于狱,然后出迎诏,人心遂安。对于廉希宪自劾停赦行刑、征调诸军、擅以汪惟良为帅等罪,忽必烈深为赞赏,认为“《经》所谓行权,此其是也”。别赐金虎符,使节制诸军,并告知廉希宪:“朕委卿以方面之权,事当从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机”。[22]此外,廉希宪还根据具体情况,以宽大的方式将反叛力量争取过来。史载,西川将纽邻奥鲁官将举兵应浑都海,八春获之,系其党50余人于乾州狱,送奥鲁官等二人至京兆,请并杀之。奥鲁官等二人自分必死,廉希宪认为,“浑都海不能乘势东来,保无他虑。今众志未一,犹怀反侧,彼军见其将校执囚,或别生心,为害不细。今因其惧死,并加宽释,使之感恩效力,就发此军余丁,往隶八春,上策也”。此举确实收到预期效果。当初八春拘执诸校时,隶属诸校的军士不无疑惧,“骇乱四出,莫可禁遏”,在得知诸校获得保全,纽邻奥鲁官得释后,大喜过望,皆愿出兵效力。八春也释然开悟,于是得精骑数千,由八春率领西进御敌。[23]应该讲廉希宪采取的种种果断措施,在非常时期,对稳定形势显然很必要。忽必烈的高度信任和不拘常规,也为廉希宪施展才干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中统元年(1260)九月,阿里不哥大将阿蓝答儿自和林引兵南来,与哈剌不花、浑都海遇于甘州西凉府。哈刺不花与阿蓝答儿不合,引兵北去。阿蓝答儿遂与浑都海合军而东,并战胜了拥护忽必烈的诸将军队,河右大震。拥护忽必烈的宗王只必帖木儿(窝阔台孙,阔端子)辎重皆空,只得就食秦雍。忽必烈谋士有议欲弃两川退守兴元者,廉希宪力言不可,加以阻止。随后宗王合丹率骑兵与八春、汪良臣兵合,分三道抵抗。两军对阵,大风吹沙,汪良臣令军士下马,以短兵突其左,绕出阵后,溃其右而出;八春直捣其前;合丹勒精骑邀其归路,大败其军于姑臧(今甘肃山丹境),斩阿蓝答儿及浑都海,“西土悉平”,[24]稳定了关陇形势。在陕、川、陇争夺中,忽必烈充分利用多年储备的人才优势,即追随自己的蒙、畏、汪古、汉人“潜邸旧臣”,如廉希宪、商挺、赵良弼等人,使他们能在特殊时期表现出特殊才能,为忽必烈牢牢控制关陇地区立下汗马功劳。这种人才优势是他的幼弟阿里不哥所不具备的,也是忽必烈创建元朝的宝贵资源。

在布置关陇防务时,忽必烈已经开始为出兵漠北做准备。中统元年(1260)六月,忽必烈下诏让燕京、西京(大同)、北京(内蒙古宁城县西)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输开平府及抚州(河北张北县)、沙井(内蒙古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净州(内蒙古四子王旗卜子村)、鱼儿泺(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里淖尔),以备军储。七月,忽必烈亲自率军声讨阿里不哥。九月,忽必烈进至转都儿哥之地,以阿里不哥违命,下诏谕中外。十月,进驻昔光地方,下令官府出钱雇用人、驼,往昔光地方运米万石。十二月,忽必烈从和林返回燕京近郊。

忽必烈此次出兵,调动了东道诸王的军队。据波斯史料记载,忽必烈的先锋,东道诸王也松格、纳邻—合丹领兵在巴昔乞地方击败了阿里不哥,迫使阿里不哥逃回自己的分地谦谦州(由他继承的拖雷家族封地)。为了缓和忽必烈进军,阿里不哥派遣急使向忽必烈请求宽恕,称作为弟弟因无知而犯罪,兄长可以审判,待养壮了牲畜即去见忽必烈,并说别儿哥、旭烈兀和阿鲁忽也将前来,忽必烈表示同意,并告知阿里不哥:旭烈兀、别儿哥和阿鲁忽到那里时,让他们立即派急使来,以便确定聚会地点,希望阿里不哥在他们之前先来。这里所提到的宗王,分别代表了蒙古汗国西部势力,因为没有他们的承认,自立为大汗是不合法的。因此,无论是阿里不哥还是忽必烈,都需要他们的支持。在这种形势下,忽必烈派东道诸王之一的也松格领10万军队驻守和林一带,监视阿里不哥,自己解散了征调的诸王军队,回到燕京。

由于忽必烈封锁了汉地对漠北物资供应,阿里不哥陷入物资匮乏的境地,为此他派遣察合台之孙阿鲁忽回察合台汗国,要求阿鲁忽搜集武器和粮食来支援他,并且把守好质浑河(阿姆河),以防旭烈兀和别儿哥的军队来支援忽必烈。然而当阿鲁忽到达可失可耳(今喀什)边境时,他聚集了15万大军,开始不听阿里不哥的摆布了。此前,忽必烈为了控制察合台汗国,也任命了察合台重孙阿必失合为汗国君主,但阿必失合行至河西,被阿里不哥急使抓获,不久被害,这使忽必烈的计划落空。[25]

然而阿里不哥并没有信守诺言。中统二年(1261)秋,阿里不哥发兵前往和林,诈称归附忽必烈,对戍守的也松格军队发动突袭,攻占和林后继续南下。[26]忽必烈急调大军迎战。十一月,忽必烈大军与阿里不哥遇于昔木土脑儿之地,“诸王合丹等斩其将合丹火儿赤及其兵三千人,塔察儿与合必赤等复分兵奋击,大破之,追北五十余里”。忽必烈亲率诸军蹑其后,其部将阿脱等降,阿里不哥北遁。经过数次激战,双方都有较大伤亡,忽必烈“被迫撤退”,当年冬季,各自退回境内,和林被阿里不哥占据。[27]

因为物资匮乏,阿里不哥多次要求阿鲁忽支援武器和粮食,但阿鲁忽置之不理,积极扩张自己的势力,派人前往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不花刺(今乌兹别克布哈拉)和河中地区,杀掉了钦察汗国别儿哥在该地区的统治代表,接管了原本应由大汗直辖的上述地区。当阿里不哥使者在察合台汗国境内征集了大批物资准备带走时,阿鲁忽杀死使者,夺取了这批物资,因此与阿里不哥决裂,并决定投靠忽必烈。愤怒之下,阿里不哥领兵攻打阿鲁忽。然而先头部队在速惕阔勒(今新疆赛里木湖)被阿鲁忽打败。随后阿里不哥的军队又趁阿鲁忽不备,攻取伊犁河地区及察合台汗国的京城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阿鲁忽带领残部逃往忽炭(今和田)和可失哈耳(今喀什),不久又迁往撒麻耳干。阿里不哥则在阿力麻里地方过冬。在阿里不哥离开哈刺和林后,忽必烈曾率大军收复该城,但因汉地发生李埴之乱,不得不匆匆撤军。

由于阿里不哥处置政事不公,属下诸王那颜相继离他而去,加上阿力麻里发生饥荒,阿里不哥势力大为削弱。阿鲁忽闻讯前来进攻,阿里不哥放回兀鲁忽乃哈敦(阿鲁忽堂兄之妻、原察合台汗国摄政)以为缓兵之计。阿鲁忽随后娶兀鲁忽乃哈敦,又恢复了势力。阿里不哥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不得不于中统五年(1264)七月来到开平向忽必烈投降。至此,争夺汗位战争以忽必烈胜利告终。[28]

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位,不同于蒙哥向窝阔台系夺权,这是一场拖雷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阿里不哥利用受命留守汗廷的机会,以拖雷幼子的身份,获得了包括蒙哥诸子在内的漠北诸王的支持,在形式上更符合蒙古传统。然而忽必烈拥有重兵和汉地的物质力量,并得到东道诸王和汉地世侯的支持,因此在实力上比阿里不哥略胜一筹。尽管双方都用召开忽里勒台的
方式,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然而并不能掩盖背离传统的事实。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相见时,双方都流下了眼泪,彼此对话充满了哲学意味。忽必烈问:“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场纷争中谁对了呢,是我们还是你们”?阿里不哥的回答意味深长:“当时是我们,现在是你们”。[29]这实际上道出了这场战争的性质。

阿、忽争位以忽必烈胜利告终,然而胜利的代价是促进了蒙古汗国的分裂。因为术赤汗国虽未公开否认忽必烈的大汗地位,但早已不服从大汗的统辖。伊利汗国是承认忽必烈大汗地位的唯一汗国,然而旭烈兀未奉大汗之命,擅自据有原大汗辖地波斯建国,为此希望得到忽必烈的支持。旭烈兀与忽必烈的关系,与其讲是附属,毋宁说是同盟。至于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根本就不承认忽必烈自封的大汗。察合台汗国向中亚的扩张已非名义大汗忽必烈所能控制。就在阿里不哥任命阿鲁忽为察合台汗时,为争夺物资,阿鲁忽杀死阿里不哥的使者与之决裂。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使者扬言:“这批财物是我们奉阿里不哥诏命征收的,与阿鲁忽有什么相干”。[30]这说明在使者心目中,全蒙古的大汗有权在服从他的属国征收物资。然而事实上大汗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这样做。例如,窝阔台大汗在晚年时就检讨过自己不该“取斡赤斤叔叔百姓的女子”。[31]他还未经与其他宗亲商议,便将拖雷名下速勒都思部的3个千户划归己子阔端,此举被认为违反了成吉思汗的诏令。在大汗强大时尚且要恪守成规,汗权微弱时更不能违背传统。经过争位战争,大汗权威进一步削弱,忽必烈要重振蒙古汗国绝非易事。事实上游牧社会氏族议事制、家产分配制、军事民主制等传统,在汗权不振时,一直助长着汗国领主或封邑那颜的独立倾向。

忽必烈虽然打败了阿里不哥,但作为全蒙古大汗,他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全体宗亲的承认。忽、阿争战之初,钦察汗国宗王别儿哥曾向双方派去使者,劝其和解;察合台汗国的阿鲁忽虽然示好于忽必烈,但并不服从他,并且积极侵占原属大汗直辖的河中地区。旭烈兀倾向于忽必烈{后来还派使者谴责了阿里不哥,这个立场应和旭烈兀敌视钦察汗国的别儿哥、又希望忽必烈承认其建国的合法地位有关。忽必烈为此派使者告知旭烈兀和阿鲁忽:“各地区有叛乱。从质浑河岸到密昔儿的大门,蒙古军队和大食人地区,应由你,旭烈兀掌管,你要好好防守,以博取我们祖先的美名。从阿勒台的彼方直到质浑河,可让阿鲁忽防守并掌管兀鲁思和各部落。而从阿勒台的这边直到海滨,则由我来防守。”[32]钦察汗国的别儿哥据阿里不哥说是支持他的,窝阔台汗国的海都、忽秃忽(即霍忽,又作禾忽)则支持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33]阿里不哥失败后,上述各方各自扩充自己的势力,形成与元朝相仲伯的四大汗国。

钦察汗国 根据成吉思汗的分封,长子术赤的封地原在也儿的失河及阿勒泰山一带。为预防兄弟不睦产生内讧,成吉思汗下令术赤向钦察草原出征以扩大版图。据此,术赤及其子拔都发动一系列战争,先后征服钦察草原东部、阿姆河、锡尔河下游的花刺子模,以及乌拉尔河以西、伏尔加河流域的钦察、不里阿耳诸族,并将斡罗思诸公国纳入统治。拔都建立的钦察汗国,东起也儿的失河,西至斡罗思,南达巴尔喀什湖、黑海、里海,北到北极圈附近。汗国都城建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今阿斯特拉罕附近)。1255年拔都去世,弟别儿哥即位。此时的钦察汗虽名义上对大汗称藩,但已具相当独立性。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时,别儿哥置身事外,并未对忽必烈或阿里不哥自封的大汗表示服从。

察合台汗国 察合台系成吉思汗次子,原封地在乃蛮部从阿勒泰山至阿姆河之问的营地。西征以后,其封地扩至撒麻耳干和不花剌。封地相邻的河中城廓地区曾为察合台所觊觎,但因直隶大汗而未能获得。汗国封主居阿力麻里的忽牙思,一直是窝阔台系的支持者。迄至蒙哥即位,察合台之子也速蒙哥因拒命被诛。汗国数易封主,受到大汗的监督。忽、阿争位为察合台系后王的复兴提供了机会,阿鲁忽恢复旧疆后又向河中扩张;最终成为独立汗国。

窝阔台汗国 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第三子,也是大蒙古国第二代大汗。他的原封地在叶密立和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地区。即大汗位后,其封地有所扩展。在窝阔台后,长子贵由也登汗位,但在位期很短。贵由汗卒后,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长子蒙哥即大汗位。由于蒙哥即位违背了早先约定汗位不出窝阔台系的传统,因而不为窝阔台系诸王承认。在遭到诛、贬镇压后,窝阔台系诸王势力大挫,封地被划为别失八里、也儿的失、海押立、叶密立、河西等地。争位战争使曾受蒙哥汗打击的窝阔台汗国出现振兴机会。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打得不可开交之际,窝阔台系后王不仅幸灾乐祸,而且趁机恢复旧疆,并积极争夺汗位。此后与元朝进行了数十年战争。

伊利汗国 与前三汗国有原封基础不同,伊利汗国形成较晚。1221年至1222年,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占领波斯东部呼罗珊诸城。1231年,大将搠里蛮奉窝阔台汗之命,率军3万西征波斯。击败花刺子模嗣君札兰丁后,次第征服波斯大部以及谷儿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鲁迷(西亚塞尔柱王朝)。搠军受命镇戍波斯,并建行政机构统辖阿姆河以西的波斯地区。1251年蒙哥即位,设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以阿儿浑为长官,驻呼罗珊的徒思城(今伊朗马什哈德附近)。次年,蒙哥遣弟旭烈兀往镇波斯,统兵征讨未降地区,令搠里蛮和出征怯失迷儿(克什米尔)等处军队隶属于旭烈兀,还命诸王从各自的军队中抽出十分之二人员随从出征。1256年,旭烈兀大军攻灭杩拶答而(今伊朗马赞德兰省)的木刺夷国(伊斯兰教亦思马因派势力)。1258年攻陷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灭黑食大食(阿拉伯帝国阿拔斯朝)。次年,旭烈兀军分三路侵入叙利亚。1260年春,蒙哥汗逝世消息传到西亚军中,旭烈兀留先锋怯的不花继续进征,自率余部退往波斯。怯的不花于当年九月为密昔儿(埃及)军击败。此后蒙古军所占叙利亚诸地陆续丢失。在蒙古本土发生争夺汗位战争时期,原来作为大汗代表的旭烈兀,[34]遂据原属大汗所辖波斯地区建国。忽必烈为换取旭烈兀的支持,不得不承认他对原属大汗的阿姆河以南地区的占领。其疆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括小亚细亚大部,北至高加索山,南抵波斯湾。[35]

中统元年(1260)五月,忽必烈在他的建元中统诏中,曾表达过继承前代法统之意,并将蒙古汗国首都移至漠南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忽必烈任用汉地士人,内置中书省,外设十路宣抚司,建立起对原属大汗的中原地区的统治。中统五年(1264)八月,他以平定内乱诏告全国,将中统五年改为至元元年,表示要“鼎新革故”,将原来的开平府改为上都,又改燕京为中都,统治重心进一步南移,开始以汉地经营为重点。在中统三年(1262)平定李壇之乱后,又成功地解除了汉人世侯的兵权。至元八年(1271)建国号“大元”。至元十一年(1274)发兵20万征宋。至元十三年(1276)攻克南宋京城临安。至元十六年(1279)攻灭南宋赵氏残余势力,统一中国。

作为元朝皇帝,忽必烈同时还是名义上的蒙古大汗。四大汗国是大蒙古国的组成部分。按照传统,作为大汗宗藩,各汗国君主的废立应由大汗指定;封疆经大汗划定,不得擅自更改;大汗有权对其军队和属民加以抽调。事实上,封国君主虽具相对独立性,但始终处于大汗的统辖制约之下。因此,大汗对各封国的军政事务具有最高裁定权。为此忽必烈尝试恢复大汗的权威。如前所述,忽必烈曾以大汗的身份承认过察合台汗阿鲁忽、伊利汗旭烈兀的统治范围,但是阿鲁忽的汗位并不是忽必烈授予的,仅有忽必烈的承认,阿鲁忽并不放心,因此,当忽必烈征求他关于处理阿里不哥的意见时,他的回答是:“我也是未经合罕和兄长旭烈兀同意继承察合台之位的,现在全体宗亲聚集在一起,正可判定我当否继位,如果同意我继位,我才可以发表意见”。[36]按蒙古传统,全蒙古大汗要通过忽里勒台推选方有效,封国国主一般由大汗任命。阿鲁忽的话里,显然对忽必烈的大汗地位并不完全肯定。阿鲁忽死后,兀鲁忽乃哈敦“按照其异密们的意见,让自己的儿子木八剌沙继承了阿鲁忽之位”,[37]这并没有事先征求忽必烈的意见。虽然后来忽必烈委派了另一个察合台后王八刺前去继位,但从八刺不敢出示忽必烈诏书说明来意看,忽必烈的大汗权威并不能使察合台汗国的人听命。当八刺夺得汗位却背叛忽必烈后,忽必烈因鞭长莫及而无可奈何。

钦察汗国别儿哥继兄长拔都之位是在蒙哥汗时期。在忽、阿争位之际,别儿哥的态度并不明朗,可能还倾向于阿里不哥。别儿哥以后钦察汗国的汗位继承,并不经过忽必烈同意与否。即使与忽必烈关系密切的旭烈兀,建国称汗也没等忽必烈批准,实际上蒙哥委任他西征时,还说过等他“返回本土”的话,可见并没有让他在波斯立国的计划;他还趁乱劫取了应由大汗直辖的中亚城廓地区。虽然他的儿子阿八哈在继位后形式上还等待忽必烈的批准,但他的继位是经过诸弟、宗王和异密“全体都真心实意地同意”在先的既成事实。[38]此外,他和别儿哥开仗并非大汗的命令,这在前朝是要受到大汗严惩的事。伊利汗国之所以礼敬元帝,除了念祖先有兄弟之谊外,与元朝联盟以抵抗其他三汗国应是实际考虑。

在忽必烈征求各系宗王关于处理阿里不哥的意见时,曾经邀请旭烈兀、别儿哥、阿鲁忽前去蒙古本土参加忽里勒台。这可能是蒙古汗国最后一次重新团结的机会。受到邀请的还有窝阔台之孙海都,但他借口牲畜瘦弱迁延不去。不久,旭烈兀与别儿哥交恶开战,阿鲁忽则重病在身,三人相继死去。这使忽必烈希望借上述宗王出席忽里勒台使自己汗位合法的计划再也无法实现,各汗国自立的现实使大蒙古国的裂缝最终无法弥补。随后,察合台后王与窝阔台后王为争夺原大汗直辖的河中城廓地区而开战。经术赤系后王的调停,1269年,在中亚塔刺思草原,相关三方举行忽里勒台。除了约定各方在河中城廓地区的权益外,三国还结成了反对忽必烈和旭烈兀的同盟。至此,蒙古汗国公开分裂。[39]以此之故,尽管四大汗与元朝往来时,仍尊忽必烈为合罕(大汗)或“阿哈”(兄长),甚至将各汗国原属大汗的户册交送元朝;元朝也不时颁给赏赐,并将各汗国封主在中原的食邑租税送归原主,但这只是一种外交礼仪,或者讲是黄金家族共有天下的象征,并不能据此认定四大汗国与元朝有实质性的宗藩属国关系,元朝与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长期存在战争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有学者认为,蒙古帝国的分裂是把帝国看作氏族共同财产的当权氏族的分裂,[40]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应该看到,各汗国统治区域内,属民的族属、宗教、文化、经济等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并不能够简单地用军事镇压来消除,相反,这需要各汗国统治者去适应所面临的当地社会。作为适应的结果,钦察、伊利汗廷的伊斯兰化,这又与元廷笃信藏传佛教形成差异。在经济、文化存在极大差异的情况下,仅凭军事武力来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四大汗国各行其是遂成事实。

对忽必烈而言,既然无法恢复大蒙古国旧疆,而汉地已成为新的经营重心,那么创建元朝无疑是他必然的选择。忽必烈创建的元朝,不仅结束了中原自唐末以来宋、辽、金、西夏、大理等国的纷争,而且把蒙古草原与中原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的紧密性,远远超过了汉代的属国、都护府等,也与唐代羁縻州府不可同日而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元朝的蒙古游牧贵族是以统治者的身份进入中原的,与以往封建王朝相比,统治集团发生了主客易位的变化,即蒙古统治者出于统治需要,积极主动地把蒙古草原和汉地连为一体。这种变化使元朝统治者的边政重心也与以往中原王朝有所不同,尽管有汉地儒士“以夏变夷”的努力,忽必烈也表示要“附会汉法”,但是元朝边疆政策特别是北部边疆政策的制定,更多体现了蒙古游牧贵族意志而非汉法。这是我们考察元朝边政时应予注意之处。

注释:
[1]参见《蒙古秘史》第202节,四部丛刊本。据学者考订,《元史•术赤台传》所记65千户更接近实际。见史卫民等:《<元朝秘史>“九十五千户”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期;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注[5]。
[2]《元典章》卷9《投下•改正投下达鲁花赤》,海王村古籍丛刊本。
[3]《蒙古秘史》第203节。
[4][苏]博雅•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悛译:《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177、155页。
[5]参见蒙《古社会制度史》,第189—191页。
[6]参见[日]村上正二:《蒙古王朝的采邑制度之起源》,《东洋学报》第44卷第3期;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7]参见[波斯]拉施德著、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80—381页。
[8]参见蔡美彪:《脱列哥那后史事考辨》,《蒙古史研究》第3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9]参见《史集》第2卷,第221页。
[10]《史集》第2卷,第237–243页。
[11]《史集》第2卷,第l96一l97页。
[12]《史集》第2卷,第29—30页。
[13]参见[波斯]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0页。
[14]《元史》卷3《宪宗纪》。
[15]参见《史集》第2卷,第258页;《世界征服者史》,第699—7O1页;《元史》卷3《宪宗纪》。
[16]参见《史集》第2卷,第12页。
[17]参见《史集》第2卷,第290–292页;《元史》卷4《世祖纪一》。
[18]《史集》第2卷,第293—294页。
[19]参见《元史》卷4《世祖纪一》。按,据《史集》记载,阿里不哥即位在前,忽必烈即位在后。《元史》则记忽必烈即位在前,阿里不哥“僭号”在后,意在表明忽必烈是“正统”所在。实际上两人都违反了蒙古选汗传统,“僭号”或“正统”只不过是相互攻击和自我肯定而已。
[20]参见《元史》卷126《廉希宪传》。
[21][22]《元史》卷159《赵良弼传》。
[23][24][25]元《史》卷126(廉希宪传》。
[26]《元史》卷159《商挺传》、卷155《汪良臣传》。
[27]《史集》第2卷,第295–298页。
[28]参见《史集》第2卷,第300页。
[29]《元史》卷4《世祖纪一》;《史集》第2卷,第300—301页。
[30]参见《史集》第2卷,第302—306页。
[31]《史集》第2卷,第307页。
[32]《史集》第2卷,第178、302页。
[33]《蒙古秘史》第281节。
[34]《史集》第2卷,第299页。
[35]参见《史集》第2卷,第13、180、309页;《元史》卷132《麦里传》。
[36]旭烈兀和忽必烈是作为蒙哥汗的左右翼派出去出征的。见《史集》第2卷,第265页;第3卷,第29页。
[37]四大汗国封地据《史集》第2卷《术赤汗传》、《察合台传》、《窝阔台合罕纪》,第3卷《旭烈兀汗传》。另参见刘迎胜:《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蒙古史研究》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8]《史集》第2卷,第310页。
[39]《史集》第2卷,第179页。
[40]《史集》第3卷,第103页。
[41]参见《史集》第3卷,第110—111页;刘迎胜:《论塔剌思会议》,《元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92年.
[42]参见《蒙古社会制度史》,第195页。

文章出处(来源):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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