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畜结构与草原生态※

By | July 20, 2014 | 总浏览:3,229

包玉山(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内容摘要] 五畜由牛、马、骆驼、绵羊和山羊构成。五畜之间不仅存在一定的结构关系,而且以马羊关系为基本关系,形成了“经典五畜结构”。在马羊关系中,马又是核心。这是因为,马群对草原生态平衡的作用比其他畜种要大。草原生态的平衡需要合理的五畜结构。五畜结构越接近经典五畜结构,草原生态就越好。反之,则相反。这就是蒙古高原的生态规律。在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区,控制载畜量的同时,配以合理的五畜结构,才能改善和优化草原生态。合理的五畜结构和草原生态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作为独立的地方性知识体系的草原文化,其本质是生态文化。离开“草畜”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谈什么草原文化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关键词] 草原生态;五畜结构;内在联系;生态规律;草原文化;生态文化

 

蒙古高原草原生态的恶化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和研究,与草原畜牧业中的五畜结构的平衡与否有很大关系。同时,也与在五畜和草原生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草原生态文化的破坏有很大关系。关于五畜和草场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外学术界早有研究,但均未涉及五畜结构与草原生态平衡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机制问题。由于笔者的专业所限,在这里不能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其予以论证和解释,而只能通过历史文献和现有统计资料的对比分析,做一初步的探讨,目的就是想提出一个问题,供学界讨论,同时意在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

 

一、五畜结构的历史分析

 

以蒙古族为代表的蒙古高原上的草原游牧民所放养的畜群一般由牛、马、骆驼、绵羊和山羊等五种牲畜(简称“五畜”)构成。其中的每个畜种都有它特殊的用途,且它们的用途和价值有着公认的顺序排列。

马是草原游牧牧人最宝贵最骄傲的财富,它可用于战争、交通运输、围猎、迁徙和管理畜群,亦可提供乳肉和马鬃等生产生活用品,没有它就不可能有草原游牧民的移动性生活,所以它在五畜中居于首位。居第二位且数量最多的牧畜是绵羊,它和居末位的山羊一起,提供乳肉绒和皮毛等生产生活方面的必需品。居第三位的是骆驼,主要用来运载货物。居第四位的是牛,其数量与马群大致相当,用来提供乳肉和皮张,也用于交通运输。

五畜之间不仅有公认的顺序排列,而且相互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结构比例关系。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首先发现五畜结构关系的人当属南宋人赵珙,他在《蒙鞑备录》(1221年)说:“鞑人地饶水草,宜羊马。”“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只饮马乳,或宰羊为粮,故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只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如果说赵珙的这一发现是属于偶然而不可信,那么,苏联科学院院士伊·米·迈斯基于20世纪初所做的统计和计算应该是科学的和可靠的。迈斯基说:“我们的考察团所获得的调查1918年人口和牲畜数的资料,使得外蒙古的牲畜数头一次得以确定,即便这一数字仅具有相对的精确性。”然后,他向世界公布了当时外蒙古牲畜头数以及五畜结构和比例。见下图表1:

 

表1:1919年夏至1920年冬蒙古国牲畜头数及五畜结构(单位:个,%)

骆驼

绵羊、山羊

合计

1919年夏-1920年冬

1150511

1078407

228640

7188005

9645563

11.9%

11.2%

2.4%

74.5%

100

 

迈斯基的调查数据,证明了赵珙发现的马和羊之间1:6~7的比例关系的存在。我们把这种由赵珙首先发现的、由迈斯基通过实地调查首次证实的五畜结构称之为“经典五畜结构”。这是一种人类尚未过度干预草原畜牧业生产之前的,符合蒙古高原生态环境特点和生态规律的畜种结构。

20世纪20年代中期,卡拉米希耶夫(W.Karamisheff)在其《蒙古和中国西部》(1925)一书中公布的资料,又一次证明了赵珙所发现的1:6~7的马羊比例关系的存在。根据卡拉米希耶夫《蒙古和中国西部》的记载,当时的蒙古国拥有绵羊和山羊1156万余只、马184万匹、牛172万余头、骆驼36万余峰,即绵羊和山羊占74.59%,马占11.93%,牛占11.15%,骆驼占2.33%。这与迈斯基所公布的经典五畜结构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学者后藤十三雄在他的《蒙古游牧社会》中说:蒙古人的经济建立在畜群的均衡结构之上,马占9.0%,牛占10.6%,绵羊山羊占77.9%,骆驼占2.5%。这里的马和羊比例虽然与经典五畜结构有些出入,但大体上还是一致的,也能够证明经典五畜结构在当时内蒙古的存在。

根据伊藤幸一《蒙古社会经济考》所提供的资料,1938年蒙古国拥有绵羊1256万只、山羊141万只、马400万匹、牛620万头、骆驼91万峰,即绵羊占50.1%、山羊占5.6%、马占15.95%、牛占24.72%、骆驼占3.63%。所以就整体而言,蒙古国经典五畜结构至少是从1938年开始已经被破坏,转变为一种在人为干预下的体现市场经济价值的畜种结构。

自20世纪70年代起,蒙古国山羊的比例就开始增大,如今多数省份的山羊比例都在30%以上,有些省份的山羊比例高达60%以上。与此同时,多数省份的马群比例却从20世纪80年中后期开始下降,下降到现在的4-7%之间。羊马之间1:6~7的经典结构比例关系已经受到严重破坏。这一时期,恰好也是蒙古国草场退化沙化最严重的时期。尽管如此,蒙古国中央省、肯特省、苏赫巴特尔省和东方省等四个省份的经典五畜结构保持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其中,苏赫巴特尔省最为典型。详见图1-2。图标1是根据四个省份五畜结构的平均值所画,图2是根据苏赫巴特尔省的数据所画。需要说明的是,迈斯基的上述统计中是把绵羊和山羊合在一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将二者合在一起进行统计,其结果与迈斯基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

001

002

在内蒙古,就整体而言,经典五畜结构自从有官方统计以来,也就是从1947年开始就已经被破坏。这主要是因为内蒙古五畜头数中不仅包括牧区牲畜,而且还包括大量的农区牲畜,而农区畜群结构又完全是根据农区耕种的需要来进行调节的。盟市级这个层面上只有呼伦贝尔盟的五畜结构较为接近经典五畜结构,并将其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初。

 

二、五畜结构中的马群作用

 

五畜之间不仅存在一定的结构关系,而且其结构关系以羊马关系为基本关系。这种结构状态不仅符合蒙古高原的生态环境,而且也符合草原牧民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草原牧民没有马群便不能游牧,没有羊群便不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羊群生产的周期短、繁殖快、看护容易、环境适应性强等特点,恰好能够适合及时足量地满足牧民的吃穿之需。更有意思的是,马和羊一年四季完全可以放养在同一草场上,而牛群和骆驼群所需草场与羊群不完全一样。

在马羊关系中,马又是核心。这是因为,马群对草原生态平衡的作用比其他畜种要大。这首先取决于其生理结构和身体结构。牛、绵羊、山羊和骆驼均属反刍动物。反刍动物消化食物时,逆呕胃中的粗草料,进行倒嚼。在倒嚼过程中嚼碎草籽的概率也在增加。而马是属于非反刍动物,嚼碎草籽的概率也要小于牛、绵羊、山羊和骆驼等反刍动物。

其次,马是单蹄食草动物,马蹄呈半圆形且坚硬,很像农民用的月牙薅锄的农具。当成群的马飞速奔跑的时候,把草地表土翻腾起来,起到松土的作用。同时,马在奔跑中踩掐牧草,对牧草起到掐尖的作用,有利于有些牧草的分蘖和生长。无论是翻腾表土还是踩掐牧草都对草场改良所必需的。

其三,马粪不仅对草场改良有意义,更重要的也是牛羊群的饲料。据有经验的牧民讲,在严冬季节,牛羊群需要吃马粪以补充和积蓄能量,马粪对牛羊群的体能恢复和过冬能量的积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与牧民遇到严寒天气靠吃马肉补充能量和热量的道理是一样的。

其四,马的授粉和传播种子的机会多、范围也大。马群的活动半径以居住点为中心,一般在10-20公里范围内活动。而以传授花粉著称的小蜜蜂的有效活动半径一般只有2-3公里。过去,游牧的蒙古人,沿着一定的线路,随四季变化,“短则每隔9天,长则每隔45天就移动一次”。“但大体说来,一年中移牧8-10次对蒙古家庭说来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当然,移动次数的多少、移动距离的长短,取决于草场的好坏程度。如果草场不好,游牧的次数就多,移牧距离就远。反之,则相反。迈斯基说:移牧距离短则40-50公里,长则100公里,甚至250公里。如果以40公里为平均移动距离,以一年移动8-10次为平均移动次数,那么,40公里移动过程中就有4-5个居住点,而马群又能在每个居住点周围10-20公里范围内进行活动。这样,一户牧民的马群就能够覆盖其所有草场。草原上的所有牧户的马群都这样活动的时候,就能覆盖整个蒙古高原的草原。

最后,草原生态系统中的马群数量的减少,不仅对典型草原的植物群落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通过改变典型草原的植物群落结构对草原畜牧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马群数量的减少会导致针茅草的泛滥,而针茅草的泛滥,一方面抑制羊草的生长,减少可供羊群采食的牧草,另一方面导致羊群的死亡等损失,还有针茅草的“针”扎透羊皮而使羊皮价值大为降低。

可见,马群在草场改良和保持草原生态平衡方面所起的作用,其他畜种是代替不了的。当然,上述游牧半径大、次数多的典型游牧畜牧业,如今在内蒙古已不复存在。但是,马群对草原生态平衡的作用并没有消失,草原生态平衡依然需要它的存在。

内蒙古草原生态的好坏程度从东到西逐渐变劣,这恰好与马群数量从东到西递减的事实一致(详见表2、图3)。这二者之间是不是有必然联系,我们难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予以证明,但在现实中二者间的一致性,又让我们对马群在草原生态平衡中的作用深信不疑,马群数量的变化能够反映出草原的好坏程度。因此,经典五畜结构的破坏,尤其马群数量的锐减是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2: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内蒙古9个盟市产草量变化与马群数量变化对比

 

单位面积产草量(公斤/亩)

马群数量(匹)

盟、市

80年代

现在

80年代

现在

呼伦贝尔市

132.53

112.56

239307

114900

兴安盟

116.69

107.98

157382

68200

通辽市

126.49

86.53

224727

245300

赤峰市

77.81

69.24

291586

150600

锡林郭勒盟

64.24

51.20

438288

56200

乌兰察布市

   44.70

41.30

208015

15800

鄂尔多斯市

53.94

42.15

85837

7900

巴彦淖尔市

42.21

25.68

91789

12300

阿拉善盟

24.42

18.78

14000

800

003

对于内蒙古草原生态的好坏程度从东向西变劣与马群数量由东向西递减的一致性现象,也许人们认为,草原生态的好坏与降雨量的由东向西递减规律有关,与马群数量的递减无关。其实,降雨量由东向西递减和夏季风不断向东移,正是包括经典五畜结构的破坏、马群数量的锐减、不切实际的品种改良、无视草原生态规律的畜种结构调整等因素在内的人的行为对草原生态进行过度干扰的结果。当然,我们不否认气候干旱化等纯自然因素对草原生态进而对五畜结构的破坏作用,但是,这些自然因素的作用程度远不如人为因素严重,多数自然灾害其实都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

人的破坏行为引起自然灾害的机理是这样发生的:人的滥垦草原、超载过牧、五畜结构的破坏、乱采乱挖等行为直接破坏草原植被而使土地裸露化;草原的裸露化,可使草原的蒸发量增大,使云层中的“生物源冰核”减少;而草原的蒸发量增大和云层中“生物源冰核”的减少又能阻止降雨条件的形成而使降雨量减少;降雨量的减少导致干旱化,而干旱化的直接后果就是草地生产力的降低和畜牧业个体生产能力的降低;草地生产力和畜牧业个体生产能力的降低,又进一步导致牲畜头数的增加,于是出现人的加紧索取而进一步破坏草原植被的现象。

 

三、五畜结构背后是草原生态规律

 

蒙古高原的草原有山地草原、平原草原、戈壁草原三个基本类型。与这三种基本类型的草原相适应的五畜结构也有所不同。相对而言,在山地草原上牛和马的比例大一些,在戈壁草原上骆驼和山羊的比例大一些,在平原草原上马和绵羊的比例大一些。当然,五畜结构越接近经典五畜结构,其草原生态也越好。反之,则相反。

饲养何种牲畜,建立何种畜种结构,都须要依据其自然环境特点来进行选择。因为,在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在尚未摆脱自然力影响的今天,它对于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及其演进也具有重要影响。不同的自然环境形成不同的物种、人群和文化。蒙古人根据其自然环境,选择和饲养五畜,并采用游牧的方式将其分群放养在自己的草场上。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有别于中原农耕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社会组织,形成了有别于农耕文化的草原文化。

山地草原、戈壁草原、平原草原的植物类型虽说有所不同,但都不是单一类型,一般都呈现多态性,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牧草。一般而言,三种类型的草原上,五种牲畜都能采食到它们所需要的牧草,只是采食到的质和量有所不同而已。因而不同类型的草原上放养的畜种结构就有所不同。草原牧民之所以把五畜分群放养在一个草场上,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不同牧畜对不同牧草的采食需要和同种牧畜对不同牧草的采食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牧草,并控制草原植物群落之间的结构,以形成最佳草地生产力和草原畜牧业生产力。这背后就是草原生态规律在起作用。

例如,针茅草长针之前是马群和羊群采食的主要牧草之一,长针之后又成为牛和骆驼采食主要牧草之一。五畜中马群、牛群和骆驼数量的减少或消失,就如同现在的内蒙古牧区只剩下羊群时,针茅草就会泛滥成灾,它不仅抑制羊草的生长,而且针茅草的“针”,直接对羊群造成经济损失。再如,当梭梭林发生一种病虫害时,如果骆驼及时吃它,就可以用其唾液消毒或驱赶虫子,否则,梭梭林就被虫子吃得最终会枯死。凡此种种,五畜是草原生态系统和草原食物链的一部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保持着草原生态的平衡关系。

那么,这种相对稳定的合理的或经典的五畜结构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是由它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还是由人们的需要决定的?日本学者后藤十三雄认为:蒙古地区内部,也因草场的自然布局不同而畜群结构也有所区别。沙漠地带多放养骆驼和山羊,肥沃的草场上多放养牛和绵羊,接近农区的地方畜群结构也有所不同。但不管在任何地带,都要组成适当的畜群结构,在这一点上无任何不同,只是为适应各自的地域特点来建立相应的最适当的畜群结构。这种结构并非以交换价值的最大化为标准,而是以自给自足的最大化为目标得以建立起来的。在后藤十三雄看来,一定的畜群结构首先是由牧民根据其“地域特点”进行调节的结果,然后才是牧民根据其“自给自足”的需要进行调节的结果。无论是历史记载还是当前事实都能支持后藤十三雄上述观点。

总之,草场的改良和草原生态的平衡均离不开合理的或经典的五畜结构。经典五畜结构一旦遭到破坏,草原生态平衡也会随之被破坏。过去,游牧的蒙古人在一个绵羊群里只放养几只山羊,目的就是为了发挥它的领头羊作用,不多放养的原因就是它对草原具有破坏作用,草原生态平衡不容许多养山羊。迈斯基说:20世纪初的蒙古,其山羊占绵羊的比例不超过5%。现如今牧民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多养了山羊,减少了马的饲养数量。于是,经典五畜结构遭到了破坏,进而草原植物的授粉、种子传播等草场改良机制也随之遭到了破坏,草原退化沙化就成为必然。

 

四、结论与讨论

 

1.曾经存在于蒙古高原的经典五畜结构是草原生态平衡所绝对需要,是草原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蒙古高原的生态规律。如今,这一规律已遭到严重破坏,相应地我们也得到了大自然的严厉惩罚。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使我们感受到了环境的恶劣、生产生活的艰辛,以及生活水平的降低和身体素质的退化;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使我们尝到了背井离乡的滋味,感受到了环境变化所导致的文化上的诸多不适,等等。草原生态的破坏已经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所谓现代化的品种改良等干预措施出现之前,经典五畜结构是由它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还是由人们的需要决定的?笔者以为,两个因素都起作用,但生态环境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因为,出于人们需要的五畜结构也必须是根据其生态环境来进行调节,否则他们各方面的需要也将难以得到满足。所以说,经典五畜结构一旦遭到破坏,草原生态平衡也必然遭到破坏。内蒙古草原生态的好坏程度由东向西逐渐降低,同时马群等大畜头数也是由西向东逐渐减少。二者这种惊人的一致性,应该不是巧合。

3.经典五畜结构对草原生态平衡的作用应该以载畜量不超过草牧场承载力为前提。在载畜量大大超过草原承载力的情况下,再合理的和经典的五畜结构也解决不了草原生态的持续恶化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干旱、半干旱的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区,控制载畜量的同时,配以合理的五畜结构,才能改善和优化草原生态。澳大利亚是畜牧业发达国家,其国土的70%是属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带。澳政府为了保持草原生态的平衡,每年都要对各牧场作一次普查,以确定次年的载畜量,同时在同一个畜群里,牛、羊的数量也进行科学的测算和搭配。这为笔者的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的实践脚注。

4.从表2可以看出,草原产草量从东到西逐渐递减,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也是逐渐递减;而马群数量也是由东到西逐渐递减,从80年代到现在逐渐递减。这四个“递减”为什么如此的一致?这是不是在说明:马群为草原生态平衡所绝对需要,以马群为核心的经典五畜结构为草原生态平衡所绝对需要?

5.在五畜和草原生态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形成了草原文化,形成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独立的地方性知识体系。离开“草畜”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谈什么草原文化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自从草原文化研究热形成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凡在草原区域形成的一切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都属草原文化。很明显,这种观点是把草原文化看成一种单纯的区域文化了。笔者以为,在草原区域发生的,与“草畜”无关的农业等文化就不属于草原文化。草原文化是在五畜结构和草原生态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独立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组织、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知识体系。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生态文化。草原文化作为一个地方性知识系统,作为一个谋生手段,它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但这绝不等于说,它等同于其他一切文化形态。这是保护、弘扬和建设草原文化的认识前提。没有这一认识前提,便无法弄清如何保护、弘扬和建设草原文化的问题,更谈不上进行什么生态文明建设;没有这一认识前提,迟早在保护、弘扬和建设草原文化名义下,无限度地纳入其他文化形态而淡化草原文化,并偏离建设和弘扬草原文化的初始目标。

 

内蒙古师范大学“十百千”人才培养工程项目(150294)——“蒙古族经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包玉山、男、1963年11生,蒙古族,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联系电话:13948417638

文章出处(来源):   中国蒙古学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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