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田:马汝珩—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开拓者

By | September 15, 2014 | 总浏览:5,241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马汝珩(1927—2013)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史学家,在清代边疆史、回族史、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中多有建树,尤其是卫拉特蒙古史开拓性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卫拉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元代就以斡亦剌惕的名称载入史册,明代称瓦拉,清代始称卫拉特,或厄鲁特,分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大部落。长期以来,卫拉特蒙古人民生活在我国西北边疆,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和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明末清初,和硕特部进据青藏高原,土尔扈特部大部分远徙伏尔加河流域,准噶尔部则雄踞天山南北。其势力所及,不仅影响了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和变化,而且也影响了其邻近亚洲各部族历史的进程。所以,卫拉特蒙古的历史活动,是清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对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俄罗斯和法国的汉学家在18世纪上半期就已经开始。在我国,17至18世纪的清朝康乾时期,也已经有相关著作问世。民国时期,也有一些研究,但相对来说比较沉寂。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清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也逐渐进入高潮,马汝珩教授正是这一时期研究队伍中的领军人物。

马汝珩教授的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从研究领域来说,以政治史研究为重点,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梳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与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和巩固密切相关,也与新中国现实的生活有密切联系。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马汝珩教授深深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学术研究“经世致用”精神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在卫拉特蒙古历史人物的研究中,马汝珩教授首先关注的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例如,顾实汗(1582-1654)是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著名的领袖,在明末清初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关系急剧变化过程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在17世纪前半期蒙藏关系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但是,长时间来,学术界对他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因而也影响了西北民族史和西藏史等相关学科研究的深入。针对这种情况,马汝珩教授依据中外文史料,对顾实汗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的研究。马汝珩教授深刻分析了顾实汗登上统治青藏高原政治舞台的原因,揭示了其偶然性中的必然性,也分析了他的家族在西藏统治的稳固,历经顺治、康熙两朝而不败的原因,认为这是与顾实汗作为清政府“屏辅”的政治领袖统治着整个青藏高原分不开的。应当承认,这样的分析很有说服力。

再如和硕特部的喇嘛僧咱雅班第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人物。他一生不仅致力于喇嘛教的传播,而且积极参与蒙古族各部的政治活动,在17世纪的卫拉特蒙古民族史上起着显著的作用。但在中外文献中,关于他的生平却很少记述。马汝珩教授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今蒙古国)以蒙文出版的《咱雅班第达传》,结合中外文献资料,对咱雅班第达一生的活动进行了详实的介绍和分析,肯定了他为卫拉特蒙古各部的安定团结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卫拉特蒙古民族发展史上作出了贡献。

对卫拉特蒙古其他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巴图尔珲台吉、噶尔丹、阿睦尔撒纳、渥巴锡等,马汝珩教授也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促进了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在卫拉特蒙古历史事件的研究中,马汝珩教授特别注意那些与国家统一和稳定的事件。比如,清雍正元年(1723年),在青海地区爆发了以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为首的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规模不大,历时较短,但它却造成了青海地区的混乱,危及到甘肃、西藏和新疆地区的安宁。清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基本上安定了青海地区的社会秩序。这一事件,在清朝历史上算不得重大政治事件,但它在青海地方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在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统一与发展过程中也有着重要历史意义。有鉴于此,马汝珩教授依据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对这次叛乱的历史背景、叛乱经过以及清政府平叛后的善后措施,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提出:历史再一次证明,国家的统一,有利于民族的发展,而民族的发展,又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又比如,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游牧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杜尔伯特蒙古族人民,在其部落首领三车凌率领下,为反对准噶尔部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离开了他们多年游牧的额尔齐斯河流域的丰美牧场,历尽艰辛投归了清朝中央政府。这一事件在促进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过程中有重要意义。马汝珩教授对这一事件的起因、经过及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后认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各族人民共同推动的,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也是在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取得的。以三车凌为首的杜尔伯特部蒙古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清代前期历史上作出了贡献。

马汝珩教授在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归纳起来,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是研究的开创性。马汝珩教授经常说:重复前人研究的所述所见,是研究的大忌;研究本身应当是创新。他不但这样说,也这样去实践。马汝珩教授的研究成果,发表时大都是国内首篇,因而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并产生了极大影响。

其次是使用资料的多样性。马汝珩教授在确定研究选题时,除了关注以往研究的情况外,还特别注意有无可发掘的新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因为他通晓英、俄、日多种文字,所以也非常注意搜集外文资料,以及少数民族文字的资料。由于所用资料的丰富,使他的研究成果有很强的说服力。

第三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马汝珩教授在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中,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在具体研究中则是把个案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这使他的研究既有开阔的视野,内容丰富,又有深刻的见解,给人以启迪。

马汝珩教授是回族学者,他和汉族、蒙古族等不同民族的学者有密切的交往,和国外学者也有广泛的联系。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关爱后学,这使他有很强的凝聚力,使许多人团结在他的周围。他多次担任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评审委员会的主席,提携和奖励后进,为培养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新生力量做出了贡献。此外,马汝珩教授还先后被评为首都民族团结表彰大会先进个人,北京市优秀教师,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马汝珩教授高尚的史德,是他成为卫拉特蒙古史研究开拓者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吸取了马大正教授的意见,特此志谢)

文章出处(来源):   http://jds.cass.cn/Item/2665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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