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的法则——探析蒙古族古代草原生态保护法

By | August 10, 2007 | 总浏览:1,370

人与自然和谐的法则——探析蒙古族古代草原生态保护法

2006 年第2 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3 卷 (总第165 期)

金山陈大庆

(内蒙古大学法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1)

〔摘要〕蒙古族古代草原生态保护法的内容很丰富, 从远古时的习惯法到蒙古汗国以后的成文法,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这一内容。主要包括倒场轮牧、禁止草原荒火和破坏草场、禁止污染水资源和保护森林资源、季节性围猎和保护野生动物等。古代蒙古族牧民通过制定上述法律法规, 有效地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 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为人类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人类生存的地球上, 自北极圈以南至长城以北的长条纬度内, 与和它对应的南半球一样都是游牧社会和游牧民族产生发展的地域, 这是人类根据自然生态环境自然而然选择的生产方式,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游牧文明之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法则。游牧文明是一种对自然环境及其规律保持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自古生息繁衍在蒙古高原上的蒙古族选择了最适合当地生态环境的游牧生活方式, 并在创造游牧文明的过程中起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作用。

一、保护草原水草

对蒙古族的游牧生活, 史书常常记载着“逐水草而迁徙”。蒙古人懂得草场是他们最好的生产资料, 因此特别爱惜草场上的一草一木, 同时也特别地珍惜水资源, 久而久之形成了草原上的水草为私有财产的观念, 并制定出许多保护草原水草的法规。

(一) 保护草场的法规

草场是游牧民族的主要生产资料之一, 为了使畜群获得最大限度的草料, 古代蒙古封建统治阶级以法律的形式进行保护, 如逐水草而迁徙、倒场轮牧、禁止破坏草场等法规。

1. 逐水草而迁徙。移动是游牧的生命, 构成游牧制度的核心就是游牧运动, 否则在草原上生存是不可能的。“像一切时代的游牧民一样,蒙古游牧民为了给畜群寻找牧场, 不得不每年好几次从一个地方移牧到另一个地方, 移牧的距离以牧场的条件和畜群的大小为转移。他们不储备冬季用的秣草, 而是以移牧来进行调节, 冬天移到牲畜易于觅食(干枯的草根) 的便利场所。移牧和驻营也按畜群的种类而有所变化: 对羊群适宜的, 对马群就不适宜。⋯⋯畜群越大, 移牧的次数就越多”。[1 ] 据《蒙古秘史》记载, 有一年在蒙古部落移牧途中, 扎木合对成吉思汗说: “咱们如今挨着山下, 放马的得帐房住; 挨着涧下,放羊的放羔的喉咙里得吃的。”说明移牧的主要目的就是考虑畜群的种类与水草植被的关系。牧民在决定移牧的频率和距离时, 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 牧草和水源的关系; 第二, 牲畜的种类; 第三, 牲畜群的大小等。其中草场是最基本的条件, 只有丰美的草场, 畜群才能肥壮。另据《察哈尔正镶白旗查干乌拉庙庙规》规定: “放羊人在夏季早晨太阳出来到晚上太阳落山时归牧, 冬春季早晨太阳升到半个乌尼杆子高时出牧, 下午太阳到陶脑一指高时归牧。放牧人放牧时要注意查看四季的草色, 选择最好的水草放牧。遵守这个规定如果牲畜繁育增长, 赏给放牧人马、牛。如违犯这个规定不执行, 撤销那个人的吃穿, 让他自力过活。”[2 ] 倒场轮牧作为移动游牧的一种方式, 它的分工更细致, 按季节倒场轮牧, 充分利用草原地带各个草场的季节性差异, 来满足畜群的采食需求, 具有合理、科学的一面。它成为游牧生活生产方式的一种习惯法则, 一直被人们所遵循、贯彻着。

2. 严禁破坏草场。草场是蒙古族牧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之一。因此, 蒙古人特别忌讳在草场上挖坑挖草根, 破坏地表层, 造成沙化。据史料记载, 在远古的历史上某些蒙古部落不太遵循习惯法中禁止破坏草场的规范, 曾出现乱掘草根、破坏牧场的事件。成吉思汗第七世祖篾年土敦之妻那莫伦哈屯, 因札剌亦儿人被契丹人打败, 逃到她的游牧地掘草根为食, 挖出了许多的坑, 破坏了她的养马场。对此那莫伦哈屯非常气愤, 拼着命地质问道: “你们为什么乱掘一气,掘坏了我儿子们驰马的地方?!”[3 ] (p19) 蒙古族祖先很早以前就有了保护草场的习惯法, 他们为了保护草场不被破坏, 甚至是用牺牲生命的代价来保护着草场, 坚决反对破坏草场、挖掘草根。严禁破坏草场的法规不仅在习惯法中已有惯例, 而且在后来的成文法中也都有明文规定。如成吉思汗《大札撒》明确规定: “禁草生而镬地。”这就是说, 从初春开始到秋末牧草泛青时禁止挖掘草场, 谁若违犯了该法规, 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汗在其颁布的法令中说: “百姓行分与它地方做营盘住, 其分派之人可从各千户内选人教做。”[4 ] (p1442 – 1443) 说明, 充分利用蒙古草原的广阔地带分散游牧, 避免因过度集中放牧而破坏草原植被, 是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积极有效的措施, 并形成了防止破坏草场的法律条文。

随着清代农民“出关”、“走西口”来到蒙古地区开垦种地, 蒙古地区的游牧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变化, 但保护草场始终是蒙古族牧民永恒的法则。据史料记载: “查近数年来, 本王苏鲁克绵羊增多, 水草感到缺乏, 如能将和希格图木伦河沿除原有仓里种的地以外, 将其余我旗属下家人等所种之地永远禁止。将河水下放, 以供苏鲁克绵羊饮用, 在后日对绵羊及马群苏鲁克有莫大之利益。为此规定今后禁止在该河沿耕种田地, 永为定例遵行, 记入印文档册。”[5 ] 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生存的草场, 制定地方性法规, 将“我旗属下家人等所种之地永远禁止”, 要求“今后禁止耕种田地”, 并把它永定为“定例遵行”。

(二) 保护水资源的法规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 水资源同草场一样重要, 二者缺一不可, 常常比作“水草丰美的草场”。由于蒙古高原干旱缺水, 水资源特别匮乏,因此古代蒙古族牧民把水资源看作自己的生命线, 如同爱惜生命一样的爱惜, 并以法律形式保护水资源, 严禁污染水资源。

1. 水源的禁忌。蒙古族有关水资源的禁忌

是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 有了充足的水源才有丰美的草场, 畜群才有充足的草饲料, 满足畜群的繁育发展, 得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因此, 他们把水资源也列入法律保护的习惯法当中, 作为人们长期遵循的法则, 严禁污染河流、湖泊。

在蒙古族古代习惯法里有关水资源的禁忌很多, 也起到长期保护草原水资源的积极作用。在水资源禁忌方面, 主要集中在蒙古族古代习惯法中, 某些成文法中也有明确规定的法规。据成吉思汗《大札撒》吸收的习惯法规定, 有许多条文是有关禁止污染水资源的法规。如“禁止水中溺尿”、“禁民人徒手汲水, 汲水时必须用某种器皿、”“禁洗濯、洗穿破的衣服”等等, 都是保护水资源的法律法规, 具有积极意义的法律措施。他们懂得干旱、缺水的蒙古草原上水资源的重要性, 污染以后不仅人畜不能饮用, 而且环境也因污染而不能治理。因此, 法律上规定禁止溺尿、徒手汲水和洗濯衣服等, 目的就是保护水资源。

2. 禁止污染水源。古代蒙古族牧民不仅在习惯法中有很多关于水源的禁忌, 而且在后来的成文法中制定了许多保护水资源的法规, 并以法律的形式禁止水资源的污染, 起到保护和合理使用水资源的积极作用。

窝阔台汗在颁布治理和建设漠北地区法令时明确指出: “川勒地面先因无水, 只有野兽而无人居住, 如今要散开百姓居住。可教察乃、畏兀儿台二人去踏验, 选作营盘的地方, 教穿井者。”[4 ] (p1443 – 1444) 作为蒙古汗国的大汗———窝阔台汗清楚地看到了漠北地区“川勒地面先因无水”的严重问题, 因而下令派人穿井, 合理利用地下水源, 发展游牧业。

《喀尔喀律令》有关饮水方面规定: “如抢去别人新挖修理的水井, 罚四岁马一匹。饮完牲畜仍不给[别人用] 水, 同样罚四岁马一匹。如不给带嚼马饮水, 罚二岁绵羊一只。谎称是自己的骑乘而骗饮, 同样罚二岁绵羊一只。知道是在骗饮马匹而开玩笑把水弄脏, 罚四岁马一匹、牛两头, 并给看见的证人一头牛。”[6 ] (p219) 说明, 对水资源的管理方面规定得很严格, 不能独自霸占别人的水井, 要求共同利用草原上的水井, 更不能因为相互争夺而污染水资源, 如果发生争执而把水弄脏, 则受惩罚。

二、禁止草原荒火

在禁止草原荒火方面, 不仅蒙古族习惯法中有明确遵循的法则, 而且在后来的成文法中制定得更加明确、更加详细。这不仅仅考虑到牲畜的安全和吃草问题, 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草原, 考虑到因失火烧毁草场进而破坏草原的植被层, 导致草场的退化、沙化。因此, 草原上的失火、放火者一律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决不手软。

(一) 失火、放火者受处罚

有关禁止草原荒火的法规在古代蒙古族法典里有很多内容, 规定的也很详细, 认定失火、放火者为犯罪而须受到处罚。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 《大札撒》由于吸收了许多以前蒙古人所遵循的习惯法的内容,因此有关禁止草原荒火的法规基本上延续了习惯法的内容, 如禁止人们向灰烬上溺尿、禁止跨火、禁止跨灶等。《大札撒》明确制定了“禁遗火而撂荒”的法规, 即禁止失放草原荒火, 违者要受到严厉处罚。这是在继承蒙古族古代习惯法中有关禁止跨火、玩火的禁忌基础上, 进一步形成的成文法。

《阿勒坦汗法典》规定: “失火致人死亡者,罚牲畜三九, 并以一人或一驼顶替。”该法典中仍然禁止草原荒火, 因失火致死人命的, 要受到处罚。后来的《喀尔喀七旗法典》规定得更为明确。其中, 《六旗法典》规定: “失放草原荒火者, 罚一五。发现者, 吃一五。荒火致死人命,以人命案惩处。”即“失放草原荒火者”不仅受到处罚, 而且致死人者还要受“人命案”的惩处。显然, 对失放草原荒火者的处罚比以前更详细、更严厉。

在《喀尔喀律令》中关于处罚失放草原荒火的法律规定更加详细。第185 条规定: “如[ 荒火中] 死人, 以杀人案的半数处罚[ 放火者] ,并要顶立[ 其人] 。被烧伤者, 如系衙门职官,要给驼、马。一般平民给马一匹。在伤好之前给汤羊, 该汤羊要交给诺颜。如果在搬出的原驻地失火, 三宿内出的事, 则不处罚。不论何人均要灭掉迁出驻地之火, 不灭者罚三岁马一匹。”[6 ] (p223 – 224) 第61 条规定: “因报复而放草原荒火, 以大法处理。”在此特别强调了“报复”二字, 比以前更强化了刑法的严肃性, 在以前的法规中只提“失放”, 不管其主观意志性, 如果因报复而放草原荒火者是故意或恶意的行为, 因此要以大法严惩。这里明确了“罪”的类别, 使故意或恶意放火的罪名进一步明确化。《喀尔喀律令》第184 条规定: “谁如失放草原荒火, 有几人罚几匹马, 烧了什么东西赔什么东西, 同时罚一五畜。放火之人如果自己灭了火, 罚一头牛。谁人证明, 从罚畜中给证人吃一头牛, 剩余四只分给灭火之人。”[6 ] (p222) 显然, 在这里放火之人、涉案人数、罚额、谁灭火、有无证人等几个方面都规定的非常明确, 也就是说犯罪主体、量刑、证人等都有了明确规定。

(二) 救助者受奖励, 逃避者遭处罚

在认定失火、放火者为犯罪而受到处罚和明确罪行类别的基础上, 采取积极的挽救措施, 救助者受到奖励, 逃避者受到处罚。

《卫拉特法典》第60 条规定了扑灭草原荒火和救助水火中的人、牲畜者的奖励法规: “如有人灭掉已迁出的鄂托克之火, [ 向遗火人] 要一只绵羊。从草原荒火或水中为救助别人而失去,以驼为首要一九。骑乘死亡, 以一别尔克顶立。[救出] 孛斡勒、头盔、铠甲等三种, 则要一匹马。如救出甲士[及其] 铠甲, 则要一匹马、一只绵羊。如救出帐篷及物品, 则要一匹马、一头牛分而吃之。从草原荒火中救出几群牲畜, 群数多要二群, 群数少要一群, 要根据不同季节决定分取。”[7 ] (p109) 这条规定比以前的法律详细得多,不仅奖励扑灭草原荒火, 而且鼓励从荒火中救助人和物品, 意在减少因草原荒火造成的损失。

关于逃避者受到处罚方面, 《卫拉特法典》第185 条规定: “在大家驻营地之间发生荒火,附近的人们不管是否被告均要赶去灭火。得到通告, 若诺颜不去灭火, 则罚马一匹。职官赛特、首领们, 罚牛一头。一般平民, 罚绵羊一只。谁如断了通告消息, 如同上述款项罚之。”[6 ] (p223 – 224)该法规主要规定了驻营地发生火灾以后采取的积极有效措施, 不仅减少了草场的损失, 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财产损失。

古代蒙古族禁止草原荒火的法规,在特别强调“灭掉迁出驻营地之火”的基础上,从预防荒火到严禁失火、放火,从发生荒火后的认定罪名到处罚,再从救助者受奖励到逃避者受处罚等各个环节都有明文规定,已经成为较完善、详细的法则。

三、保护森林资源

蒙古族有关保护森林资源的法律内容相当丰富, 从禁止砍伐、处罚砍伐者、奖赏发现者、派“得格”护林巡视到荒山野地植树都有较详细的规定。

(一) 砍伐树木者受处罚

在蒙古族古代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法律中, 有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保护森林资源。《喀尔喀律令》第133 条规定: “在库伦辖地外一箭之地内的活树不许砍伐, 谁砍伐便没收工具及随身所带全部财产, 并将没收之物送给发现之人。发现之人拿了[砍伐者之物] 后, 如不送到札儿忽之处而自己收留, 则没有功劳, 反而将其财物转给间接证人, 如果不转给, 由三位‘得格’无情收取。为保护树枝, [ 砍] 活树枝以活树枝法,[砍] 枯树枝以枯树枝法惩处。”[6 ] 这一法规规定了禁止砍伐的辖地范围, 同时规定了禁止砍伐活树和禁止砍伐枯树。第134 条又规定“从库伦边界到能分辨牲畜毛色的两倍之地内的活树不许砍伐, 如果砍伐没收其全部财产”。[6 ] (p171) 这样补充了前一条处罚过轻的缺陷, 以没收全部财产的量刑处罚, 不仅加大了处罚的力度, 而且制止了人们乱砍伐树木。

呼和浩特地区的法律文档中规定: “严禁所知事, 为按过去之礼法, 禁止在召庙山之嘎尔嘎、乌达、苏勒吉叶三辖地打生、伐木。”又规定: “乌拉特公向台吉、章京等献禁止在巴达嘎尔召所属地方砍伐树木、禁止打生之书。”[8 ] 在此, 首先指出了“过去之礼法”, 就是说关于禁止在召庙山附近砍伐树木的法规, 在此之前该地区已经有了“礼法”, 成为被人们遵循的规范。此次重新提出严禁在召庙山附近砍伐树木时, 要求“按过去之礼法”遵照执行。

(二) 巡视保护森林

在处罚砍伐树木者的基础上, 采取积极有效的保护树木的措施, 派巡视人员“得格”看管森林, 发现砍伐者立即抓捕, 没收砍伐工具, 并送到有关管理衙门。据《喀尔喀律令》第133 条规定: “从三位得格中派一使者巡视, 遇见外地来的诺颜和客人时, 三位得格中巡视的使者要告诉他们[这些规定] , 不许从砍伐的树木中寻求好处, 如果寻求好处, 只能收取与刀子等价的财物, 但不许求取, 如果求取则不给。砍伐枯树者折断活树[以假] 弄真者, 依法没收其斧头, 即使者从砍伐树木者的财物中没收斧头。如果三位得格的使者, 同样没收其一柄斧头。”[6 ] (p168 – 169) 这里明文规定“从三位得格中派一使者巡视”, 巡视的人不仅有护林的职责, 而且还有宣传保护森林法律的责任。法规里所提到的“得格”一词,是专门负责管理禁区内森林的职官。据学者解释: 得格为蒙语音译, 直译成汉语的意思是“钩子手”, 实际为巡视人之代名词。从法规里出现的得格职官的职能来看, 它是一名看护森林的“使者”, 是代表官方履行森林保护的职员, 监视那些违法砍伐树木的犯罪者。从这一点来看, 蒙古统治者不仅立法规定禁止砍伐树木, 而且派专门的森林保护“使者”严加管理。

四、保护野生动物

古代蒙古族懂得季节性围猎与保护野生动物之间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 野生动物多了可以进行围猎, 并且是有季节性的。一旦野生动物稀少了就加以保护, 禁止捕杀某些野生动物。在这一点上古代蒙古族掌握得十分熟练、十分合理, 清楚地懂得野生动物在生态环境当中所起的平衡作用。

(一) 冬季围猎, 放生雌性、幼崽

古代蒙古族因野生动物多而在每年的冬季进行围猎。如《大札撒》规定: “从冬初头一场大雪始, 到来年春牧草泛青时, 是为蒙古人的围猎季节。”他们围住猎物后, 按大汗、那颜、将官和士兵的顺序先后进入围圈内猎杀, 等猎杀到一定程度时, “老头和白髯翁卑恭地走近汗, 为他的幸福祈祷, 替余下的野兽乞命, 请求让它们到有水草的地方去”。[9 ] (p29 – 31) 说明, 古代的蒙古人把围猎的季节选在冬季, 规定其他时间不得围猎, 尤其春夏季节更不能围猎。同时, 还放生部分围圈内的野生动物, 使其继续繁殖发展, 保持一定的数量。

到了蒙哥汗统治时期曾下旨: “正月至六月尽怀羔野物勿杀⋯⋯今后鹰房人, 春月飞禽勿杀, 违者治罪。”[10 ] 他们极力主张放生受孕母兽和幼崽, 使其不受到任何伤害, 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严禁猎杀受孕的母兽和幼崽。

到了元朝, 不仅继续执行严禁猎杀受孕的母兽和幼崽的法律规定, 而且为了进一步发展畜牧业, 明确规定保护母畜, 禁杀母羊。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 规定: “诸每岁, 自十二月至来岁正月, 杀母羊者, 禁之。”[11 ] (p346) 大德元年(1297 年) 二月十八日元成宗铁穆耳下旨道: “在前正月为怀羔儿时分, 至七月二十日休打捕者, 打捕呵, 肉瘦皮子不成用, 可惜了性命。⋯⋯如今正月初一日为头至七月二十日, 不拣是谁休捕者, 打捕人每有罪过者。”[12 ] 元朝蒙古族统治阶级重视野生动物的保护, 制定了禁止捕杀的法律, 有效地遏止了乱杀乱宰, 促进了野生动物的繁殖发展, 起到了保护生态平衡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 禁止猎杀品种, 保护稀少动物

禁止猎杀受孕母兽和幼崽, 是蒙古人自古以来遵循的法则。自元朝开始有关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更加完善, 不仅禁止猎杀受孕母兽和幼崽, 而且禁止猎杀的范围不断扩大, 许多野生动物不得猎杀, 甚至规定除了狼害以外都不能猎杀。据《元史·刑罚志》规定: “诸每月朔望二弦, 凡有生之物, 杀者禁之。诸郡县岁正月五月, 各禁宰杀十日, 其饥馑去处, 自朔日为始,禁杀三日。”[11 ] (p2683) 自元世祖开始, 元朝诸皇帝都下达过保护野生动物的诸多敕令, 规定了禁猎区和具体的时间。据《元典章·打捕》统计, 被保护的野生动物品种有: 野猪、鹿、獐、兔等;同时保护天鹅、鸭、鹘、鹧鸪、鹌鹑、鹰、秃鹫等飞禽鸟类; 禁杀时间为每年的正月、五月, 每月的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为禁杀、禁卖肉日子等等。

到了北元时期,《阿勒坦汗法典》规定: “诸人要修十善之福, 应守初八、十五日、三十日之斋戒。”“每月持斋三日, 禁止杀生、打猎”。在此规定下, 还法律规定了保护野生动物的条文:只准许捕杀小和中等的鱼、鸢、乌鸦、喜鹊等,不准偷猎野驴、野马、黄羊、狍子、雄鹿、野猪、岩羊、狎貉、獾、旱獭等动物。上述法规明确规定了禁止杀生、打猎的斋戒日, 同时禁止猎杀的范围越来越扩大。

《喀尔喀律令》规定: “在两库伦执法范围外, 临近的北色楞格到北陶勒必、纳木塔巴、那仁、鄂尔浑、敞哈台的吉热、吉巴古台的吉热、仓金答巴、朝勒忽拉等地方以内的野生动物不许捕杀。如捕杀, 以旧法惩处。”又规定: “平时,在每月的初八、十三、十五、二十五、三十等日子不要杀生。如果违犯而杀生, 看见之人到札儿忽处证明, 被杀之物归看见之人。又不许杀无病之马、鸿雁、蛇、青蛙、黄鸭、黄羊羔、麻雀、狗等。谁看见捕杀者, 要其马。”[6 ] (p172) 这里明确制定了禁杀范围和日期, 扩大了禁杀野生动物的品种, 甚至扩大到青蛙和麻雀。说明, 古代蒙古人深刻地明白通过保护野生动物来维持生态平衡的法律意识是很强的, 不仅规定了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 而且在实践当中充分贯彻落实。千百年来,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这几句诗形象地说明了草原生态自然和谐的演化状态。蒙古族牧民就是依托天然草原生态系统, 创造了符合自然规律的游牧生活方式, 遵循着自然的法则, 制定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法规, 保护草原的生态植被永远保持着平衡发展的状态。

参考文献:

〔1 〕符拉基米尔佐夫. 蒙古社会制度史[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58 —59.

〔2 〕金峰. 蒙古文献史料九种(蒙文版) [ z] . 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编印. 察哈尔正镶白旗查干乌拉庙庙规

[ z] . 1983. 33.

〔3 〕〔波斯〕拉施特(余大钧, 周建奇译) . 史集[m] . 第一卷第一分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19.

〔4 〕巴雅尔. 蒙古秘史(蒙文版) [m]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5 〕奇格. 古代蒙古法制史[m] .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9 ; 阿拉善蒙古律例[ z] . [单行法规] 第14 , 20 , 21

条. 道光二年三月十九日, 道光九年十月十八日. 道光九年十一月一日, 200 —201.

〔6 〕道润梯步. 《喀尔喀律令》注(蒙文版) [m] .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89.

〔7 〕道润梯步. 《卫拉特法典》校注(蒙文版) [m]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8 〕金峰. 呼和浩特史蒙古文献资料汇编(蒙文版) [ z] . 第四辑,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88. 46 —47.

〔9 〕〔伊朗〕志费尼(何高济等译) . 世界征服者史[m]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10〕〔明〕苏天爵. 元文类[m] . 卷四十一. “杂著·鹰房捕猎”. 42 下.

〔11〕元史. 世祖本纪[m] . 卷一十六. 346. 元史·刑罚志. 卷一○五. 2683.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2〕元典章[m] . 兵部卷之五, 典章三十八,‘捕猎·违禁’. ‘禁治打捕月日’. 10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