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传统文化

By | March 27, 2008 | 总浏览:1,069

蒙古国传统文化

蒙古国传统文化作为影响和形成蒙古人的价值信条和创造活动的规范,通过文化所特有的遗传机制代代相传,形成了一个巨大而深厚的历史沉淀和存量,它规范了蒙古国人的思维模式,塑铸了蒙古国民族的根本精神。蒙古国传统文化将会对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产生什么影响?进一步讲,在蒙古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将会产生出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这是本文所要尝试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蒙古国传统文化特质与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的探讨

所谓传统文化、即是从历史上延传下来的民族文化,或说是母文化,本土文化。蒙古国传统文化就是蒙古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体系,在文化研究中隶属于游牧文化。蒙古国传统文化,作为影响和形成蒙古国人的价值体系和创造活动的约束规则,通过文化所特有的遗传机制已相传了一代又一代。对蒙古国文化特质,各国专家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概在这样几个层面上达成了共识:即蒙古国传统文化与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点是一致的,是以个体与集体相统一的牧人“阿寅勒”游牧经济为生产力基础,以宗法氏族为背景、喇嘛教伦理思想和“札撒”、“喀尔喀法典”为正统和核心的,流动性与主体性统一的多元化包容特质的文化价值体系。

在生产方面,“粗放的游牧经济是蒙古国人民的主要职业,国家的财富就在于牛群、绵羊群、骆驼群和马群。阿拉特按阿寅勒结成小团体进行放牧,结成小团体进行游牧,视季候转移,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为牲畜寻觅牧场”。生产特点是“集中放牧,分散经营”。“阿寅勒”是个体经营加上几家几户联合劳动操作的形式,这是游牧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具有以牧场、草原为本,靠天时吃饭的游牧文化特征。因为在游牧生产和生活中,交换物品是必需的,于是不仅仅商品意识萌生较早,而且交换范围逐渐扩大。等价交换、货币观念、贸易意识、经商观念在民族意识中,由民间、个体的向官方、全民族扩展。中世纪就已形成:以“商补牧、商牧相济的格局”,“逐在其王辖共内,或直接或间接经营中介丝绸、黄金、土特产等的贸易都有王朝插手其间”。

在政治方面,牧人的汗国———大帝国,是以氏族家庭为纽带团结在一起,受部落、部落联盟、汗国的管辖,“分散经营、集中放牧”的有组织的生活能共御外侮、抵御各种自然灾害,使生活得到保障。大汗国内,“兀鲁思”、“土绵”,由许多“阿寅勒”群的部落联盟,分级设治,逐级有统帅———“额毡”、“那颜”。这一世袭的统治者据有每一个封建领地,他一个人独揽自己领地的一切事务。那颜在其统辖的范围内据有分配牧场、征收赋税、差派、徭役以及统领军队的权力,“约孙”、“扎撒”成为蒙古牧人的行为规范准则。

在政治生活中上下之别,层次虽少,但规范严格。在成吉思汗统一之前,氏族部落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已形成了没有文字的法规。“约孙”作为不成文的习惯法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代代相传,几乎无人敢越雷池一步。“大扎撒”“秉天命而生”,是成吉思汗制定的,它至高无上,“后人若不遵守彼此超出他人之上而巩固其政权之教训者,若不维持严格之服从者,则其国不久必将动摇,而其衰微可计日而待也”。因此说,阿拉特———那颜———王公、汗等级、法治规范意识、法令观念对于游牧汗国牧人来讲,不仅在启蒙时代就已形成了传统,并且“大扎撒”用以维护的游牧经济以法令的形式被确定,已完全表明了它们已沉积在传统文化之中。

追溯历史,蒙古族崛起时代的“乞颜观念”、“腾格里观念”、“汗权观念”等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成吉思汗伦理的确立,特别是成吉思汗的军事辩证思想与社会伦理系统“大扎撒”的形成已奠定了蒙古国文化传统的基础及其思维模式。

草原文化是“逐水草而迁徙”的文化,其“流变性与主体性的统一,选择性与协调性统一”的思维方式;冲动性与竞争性的原始心理状态特征,绿色意识、中介贸易意识,尚武精神和重义守信伦理及“约孙.扎撒”的法治观念;主动性、包容性和实证性的文化传统;以此引伸的开拓性、协调性、选择性、依附性的牧人意识的社会心理构成不同结构的传统文化。这一文化传统代代相传,发展成为高度成熟的具有巨大自我调节能力的高度稳定的文化系统。因此我们明确这一点:逐水草而迁徙的蒙古国游牧文化,走过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属于自身的文化物质。因此,对蒙古国来说,必须按照新发展观,深入剖析蒙古国传统文化及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作用机制,才能对市场经济发展问题有一个较正确的认识。谈文化必须与政治和经济条件结合起来,不可单独抽象而论,所以,要考察蒙古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必须考究蒙古国传统社会在特定的历史发展中经济、政治与文化因素的融合过程。

本文认为蒙古国传统文化以(萨满教为基础的)喇嘛教佛教与“约孙.扎撒.喀尔喀法典”互相渗透的礼法为主导和核心,蒙古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社会精英,“嫩秃黑”社会均在这一文化网络里相互缠绕在一起。权力通过文化渗透、血缘宗法和伦理道德关系在文化网络中被制度化的大众化而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意识形态中。在这一文化网络中,一切社会意识及制度安排在运动过程中交融、渗透而达到均衡,并都通过文化网络发挥作用,于是,整个社会的组织成本和运行成本得以降低。因此,网络化是蒙古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传统文化在社会结构中发挥巨大威力的根本原因。

文化形态首先是人类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独特的蒙古国文化产生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存空间。首先,蒙古国独特的生存空间产生了这一蒙古国独特的传统文化网络。公私结合的所有制体现在生产与生活上,个人依附家庭,家庭与部落互相依托共同生存,再加上家族手工业和中介商的补充,谋得生存。这种游牧经济生产方式构成了蒙古国传统文化产生发展的生产力基础。蒙古国传统文化发祥于色楞格河谷、土拉河、鄂尔浑河、哈勒欣河盆地和蒙古阿拉泰山麓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与森林中。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其辐射面虽然不断向外扩展但核心文化却都自始自终坚守着这一独特的地理空间结构。

蒙古国传统文化网络的重要方面在于它的文化机制上。在蒙古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因素复杂的互相渗透、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以血缘氏族与地域相统一为纽带的深层社会结构,并且绵延不断深深地积淀在社会人际关系和价值系统的深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千户与那颜”氏族与地缘政治系统,如“扎撒”混合型的政治文化以及影响个人的感性认识和创造活动的道德和信仰体系。这样,国家政权的权威性,宗法的权威,均以伦理道德加之“扎撒”为纽带在文化网络中取得义理而得以牢固确立。对于蒙古国这个幅员辽阔的表面上家庭、部落分聚不一的游牧社会来说,这种宗法关系加上“约孙”、“扎撒”为机制的文化网络的价值就在于它从实质上能够把千百万的牧人牢牢地维系在草原。所以,家庭与地缘的千户制度就成为蒙古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以家庭与地缘千户为制度核心,加上“扎撒”和其他各种制度,文化网络中每个人的心理模式与思维模式无不被它所塑造。佛学伦理与“扎撒”观念为核心的多元化伦理也正是由于适应了这一社会需要,才逐渐被正统化和制度化,上升为蒙古国传统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正统思想和意识形态,成为文化网络的核心层。蒙古国全民族,整个社会在这一正统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力求一个整体性的和谐精神———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情理和谐。蒙古国的一切价值观念、心理习惯,社会乃至风俗习性由它所规范和统驭。于是,蒙古国正统意识形态就转化为每一个人的日常意识和行为信条,保证了整个社会的平稳运行。

蒙古国文化的基本内核:以家庭与部落相统一的“阿寅勒”经济为主的经济文化,以封建王、汗中央集权为特征的政治文化,家庭、氏族、部落相互依托的血缘宗法关系文化和“约孙、扎撒”萨满教、喇嘛教佛学为主导的多元文化互相包容为特点的观念文化。它们的运行机制是:汗王专制权通过那颜行政与“扎撒”手段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维持其赖以生存的封建经济基础,“汗、王、那颜”把利于封建专制的喇嘛教佛学作为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伦理道德加以推行和灌输,从而使部落“阿寅勒”经济和社会结构稳定,传统的文化包容特质与喇嘛教佛学观念渗透牧人思想,积淀成深刻的社会心理和人格特征。这种封建的内在运行机制,既有力地维护着那颜、王、汗集权,又使蒙古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双重性、流变性与主体性和依存性与选择性,深透在民族思维中,沉淀成深刻的社会心理和人格特征,凝结在蒙古国文化网络上。所谓蒙古国文化的“不易捉摸及有无穷的难解之迹”的缘故主要在于此吧。

佛学文化是整个蒙古国文化网络的核心层,但是,如果仅仅是用某些西方学者所称的“神学蒙古”或“喇嘛教蒙古”,以狭窄的内涵代替传统蒙古国的文化网络,亦未免形而上学了些,正像费正清先生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所概括的“两个中国”,农民社会与上层结构一样,蒙古国自古以来,也存在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势力———喇嘛们”与“萨满教”,“活佛和沙比纳尔”;“黄金家族———那颜”们和广大阿拉特、“中介商”、“敦达、库蒙”,(包括“哈剌、库蒙”、“捣布、乌该”)的“两种社会”。所以,佛学伦理作为长期占支配地位的传统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虽然极大影响和规范着蒙古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并成为整个传统文化网络的核心层,但同时各种民间世俗文化以“异端”的形式存在于蒙古国的“嫩秃黑”社会,成为蒙古国传统文化中的亚文化和副文化思想体系。这一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而又良莠混杂,既蕴含时代精神的精华或合理内核,也存在着各种被时代所扭曲的非理性倾向和价值悖谬。比如,蒙古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催育市场经济成长的原始动力———整体民族交换的中介商,中介贸易。自古以来,蒙古人交换原则是以“重义守信”为原则。并且在历史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保留下了这一民间传统商业伦理的顽强生命力和理性化的趋势,在佛学正统意识形态所规范的制度体系之外孕育和生长起来,并逐渐成为世俗文化。重义守信的牧人、手工业者、商人的民间这种文化意义以“守信、重义”为最高行为准则,经过历代的社会化,已经成为一种隐型的民族文化意识,沉淀在蒙古国人的行为信条和价值准则中。在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亚文化或副文化体系同时构建了蒙古国传统文化网络,并成为文化机制的重要的部分。文化机制正是在这一文化网络中的正统意识形态的正式制度体系与世俗文化两者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同样,国家的权威通过与世俗文化的相互融合,渗透到“阿拉特”或“阿寅勒”、“嫩秃黑”社会,从而使国家政权与“嫩秃黑”社会的利益在文化网络中更好地融为一体。

综合上述,蒙古国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融合过程的结果是形成了庞大而坚韧的文化网络,各类制度体系正式或非正式地均通过它而发挥其作用。我们知道,任何市场经济的创立与发展,必须根基于民族传统文化,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必然融入蒙古国文化网络的发展过程之中,进而使得蒙古国传统文化得以向前发展。如果不是这样,在蒙古国市场化进程中,完全忽视自身的传统文化网络中的各种文化资源,忽视文化深层结构的民族传统底蕴与文化机制,而企图在其外(以拿来主义)建立新的制度体系,那么将出现两种可能性:一是由于蒙古国文化网络的巨大惯性使制度改革流于形式,重新回复到旧有的自然秩序;二是破坏了蒙古国旧有的秩序,新的自然秩序又无法在短期内建立起来,从而使社会结构的均衡彻底被打破,市场化的制度变迁过程将会出现“内讧”,将会出现制度的变迁与民众的利益和价值判断背离,无法共同融合在统一的文化背景之中,无疑将导致蒙古国市场化进程的迟滞,甚至倒退,从而使整个社会走向无序。

二、蒙古国传统文化网络对市场化进程的双重效应

蒙古国传统文化塑造了蒙古国人的价值观和人格,决定了每一个经济人在经济选择中的独特性和效用函数。我们认为,当前蒙古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发展传统文化及其网络,进而推进与市场经济的融合过程。在这一历史的融合过程中,蒙古国传统文化网络必将对市场经济体制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蒙古传统文化网络诸要素丧失时代意义的部分逐渐被剥离、淡化,直至被淘汰出蒙古国文化网络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蒙古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合理内核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合理文化成份发生互动作用,形成蒙古国新文化网络中占支配地位的作用机制和核心层面,从而形成当代蒙古国式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所在。蒙古国传统文化的生产力基础———“阿寅勒”经济,其“逐水草,分散经营,集中放牧”决定并形成了“牧人意识”,其将在蒙古国人的文化深处长期存在,与“牧人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统一”,在流动中寻求自由和谐的社会意识,求实性与开拓性相统一的社会人格,选择性与协调性相统一的社会心理,这些都是这种分散与集中相统一、流动与主体性相统一的“牧人意识”与心态的体现。这种双重性反映出的是“不安于现状,寻求生活新环境”,从而导致了进取精神与竞争意识。这一“牧人意识”的“不均、不安”的自然属性及其进取、开拓的竞争精神的社会意识与民族心态沉淀太深、太久,它凝成一种一触即发的能量,成为市场改革进程中文化最底层的动力源泉。我们已知,古代蒙古国政治是宗教伦理与“大扎撒”兼治型政治,它依附于独特的蒙古国文化网络,确立并维护了蒙古国整个传统社会的宗教礼治与法制均衡秩序,这种宗教礼法兼治秩序使伦理与法制和政教合一性质的政治直接相通。在这样的文化网络中,牧人依靠口头成文的祖传“约孙.扎撒”的道德规范确立起自己在礼法兼治(政教合一)的秩序中的“名分”。因此,在蒙古国传统文化网络中,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就表现为僧侣与世俗的两类系统等级制的“身分取向”与夫妇、兄弟、朋友之间重叠关系“取向”的结合。在这不同的两种取向中,人们寻求一种和谐的精神,与礼法兼治(政教合一)的秩序相贯通。这种以个人与集体相统一为本位和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为基础的礼法兼治秩序,与西方社会以个人本位和理想主义为基础的法治秩序既不同而又具重叠性。从文化本源来看,蒙古国人全盘放弃坚持70多年的公有制,恰恰反映出蒙古国传统文化网络特质———竞争与开拓性民族心态的流变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民族哲学思维方式。

蒙古国传统文化网络中的礼法兼治本源将对市场经济制度体系所产生的影响必然是双重的,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法治经济,它要求以代表普通意志的法律制度体系来规定具有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和平等竞争等原则的市场经济秩序。然而,礼法兼治的文化本源也注定了现代蒙古国在市场经济化改革进程中礼与法的变异性与不稳定性。另外,统驭全民族的和谐精神,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以及个体意识对集体秩序的服从,这一“和谐”精神在发展中易走向悖论与非理性,往往导致专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性,同时可能泯灭市场竞争最宝贵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蒙古国传统文化的礼法兼治与和谐精神所具有的合理内核将有希望通过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与传统文化网络的相互作用,在融合过程中成为当代蒙古国特有的市场经济的合理成份及推动力。在当代蒙古国市场经济改革新形势下,其和谐精神经过融合后仍有可能成为“稳定秩序确定目标,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文化底蕴。特别是蒙古国传统文化的世俗部分也将在融合的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在世俗文化中所蕴含的尚未理性化的“民间商业”,“重义守信”,诚信商业伦理和“中介贸易”及其竞争精神将是蒙古国现代市场经济产生的重要动力源泉,同时也是蒙古国市场经济伦理中的重要文化本源。

三、创建蒙古国文化特质型市场经济

在20世纪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作用下,单一性的模式———欧洲模式已失去了原有动力,世界发展的历史为东方社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踞置于欧亚大陆枢纽地域的蒙古国已意识到了自己的地域优势,曾经受过的东方文化传统影响与欧洲文化影响的文化资源,不能不说已注入蒙古国的文化底蕴,在蒙古国伦理与政治传统文化网络中建立自己的现代市场,可以看作是东、西方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相互作用融合的过程。应该在这一交融过程中,使蒙古国古老文化的精华与基本合理内核得以弘扬、再生;与此同时,使“市场经济”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融于重生后的蒙古国文化网络中。

为此,我们认为,在这一融合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市场经济”必定不会与西方的市场经济相同,也不会与日本、东亚的市场经济相同,它的性质由蒙古国文化特质所规定。蒙古国礼法(兼治)型市场经济的创建,将是蒙古国人面临的艰辛的探索之路,是一个渐进性的制度创新过程。

那么,要想创构蒙古国礼法型市场经济的核心,关键在于建构它所依托的基础,礼———伦理、道德与法———法学理论系统。正是在这点上,蒙古国将建立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法治型”与“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它介于二者之间。蒙古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提供超越它们两者的“礼、法”兼并的文化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