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中的蒙古族萨满教

By | December 28, 2010 | 总浏览:1,251

变迁中的蒙古族萨满教

萨满教不等同于迷信

在移动性较强的萨满教田野调查中,高兴而去、扫兴而归的情况并不罕见。笔者有幸访问到内蒙古哲里木盟远近闻名的在色仁钦萨满,并观看了一场祭天仪式。

这是一次家庭规模的小型祭天仪式,由色仁钦萨满主持。祭坛上摆放着色仁钦萨满的老师良月巫都干的相片、翁衮精灵以及七星宝剑等物。献牲仪式分为“阿密敦术色额日古乎”(意为献活牲)阶段和“勃拉嘎森术色额日古乎”(意为献熟牲)阶段。第一阶段较简短,有人将活绵羊牵到祭坛前面,色仁钦萨满穿着日常服装将萨满鼓对着绵羊头边敲边转,敲击片刻后绵羊变得很温顺,色仁钦萨满在绵羊脖子上踩一脚,然后,其他帮忙的人把绵羊牵到外屋宰杀。第二阶段,煮熟的整羊被摆在供桌上,色仁钦萨满穿好法衣站在供桌旁,对着祭坛击鼓,他的末子左手拿着倒满酒的酒盅,右手拿着用白布制成的哈达面向祭坛跪下。然后,色仁钦萨满开始诵唱祭词,将祭天的目的、所供牺牲的特点等一一告诉神灵。

色仁钦萨满诵唱祭词期间,他的末子一直跪在地上,把右手中的哈达蘸在左手中的酒盅里不断地往上洒奠。仪式结束时,色仁钦萨满还要唱一段《脱神衣歌》,并将请来的各路神一一送走。仪式结束后,萨满的长子跪在父亲面前敬一杯酒以表谢意,然后全家人和亲属聚集在一起共同分享献牲所用的羊肉。据色仁钦萨满介绍,按规矩,献牲所用的羊肉当天必须吃完,如果吃不完的话都要拿到屋外埋掉,不能留到第二天。

看完仪式后,笔者觉得这更像是一场祭祖仪式,或者说是祭天仪式和祭祖仪式的合并,带有明显的强化家族观念和家族内部凝聚力的功能。因为祭坛上供奉的是祖先萨满的像而不是天神像,并且祭词中提到的神灵名中既有天神的名字又有祖先神的名字。

另外,这场祭天仪式中的藏传佛教特色也较明显。祭坛上除了供有祖先萨满的像,还供有十世班禅大师的像;萨满身着传统的萨满服,手上带着喇嘛赠送的念珠;萨满所请的神灵中既有九十九腾格里等萨满教神,又有四天王、梵天等佛教神;萨满不仅向郝伯格泰等萨满祖先祈祷,还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祈祷。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感触最深的是,人们几乎在萨满教和迷信之间划上了等号。然而,萨满教仅仅是迷信吗?研究表明,萨满教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道德法律、政治哲学、民俗风情、医药卫生的关系很密切。甚至有些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就是建立在萨满教宇宙观和哲学观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必须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萨满教,祛除其中封建迷信的糟粕,获取其中民族文化和民间科学的精华,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被后人称为“迷信”的一些民俗知识所孕含的科学成分往往是早期科学萌芽的母胎。萨满教作为一种古朴的自然宗教,毋庸质疑地孕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笔者认为,在千百年来的人类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产生的萨满巫术蕴含着一些古老的科学因素,对今日的现代科学也有借鉴作用。如,萨满医术中固有的心理疗法能和现代西方医学中的心理咨询等文化精神医学进行跨时代的世纪对话。可以说,萨满医术是“迷信”和科学相混合的文化复合体。

由于我们对“迷信”和“科学”的分类往往比较模糊乃至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也不甚明确,所以有时本不属于“迷信”范围的“民间科学”也会被贴上“迷信”的标签而被列入破除之列。因此,很多优秀的民俗文化都被列入“非科学”的行列而逐渐被抛弃了。

我国学术界在迷信、宗教与科学的概念界定方面存在着一些含糊性和分歧。这必然导致实际生活中对待它们会有不同态度和行为。语言哲学家们一再指出,语言的错误混乱会带来极大的弊害。明确界定迷信、宗教、科学的概念以及三者的区别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

蒙古族萨满的主要服饰及萨满神偶

萨满教的仪式主要有成巫仪式、祭祀仪式、治病仪式、祈愿仪式、除秽仪式等。男萨满被称为“博、博额”,女萨满被称为“亦都罕、巫都干”.学术界普遍认为萨满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所以最早的萨满教主持人是女性萨满,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才出现“博、博额”.

目前,萨满所用法具有神鼓、鼓槌、神鞭、神刀、锣以及口琴、铜镜等。萨满的法服由法冠、神裙、神靴等组成。法冠有“德日痕玛拉盖”、“多锅拉嘎”、“剔地目”等几种。笔者所看到的萨满帽的共同点是帽子上都画有人像。如色仁钦萨满的帽子上画有蒙古族科尔沁萨满的教祖郝伯格泰萨满的像;蒙古国达尔哈特种族女萨满巴拉基尔巫都干的帽子上画有死去的祖先萨满的像。

各地蒙古族萨满的神裙有较明显的差异。内蒙古科尔沁萨满的神裙一般由“衬裙”和“罩裙”两部分组成。“衬裙”上佩戴铜镜和腰铃等,“罩裙”是由一宽围腰和多条彩带组成,科尔沁萨满们也将其萨满服称为“花衣服”.蒙古国萨满的服饰上往往有9个小铃铛或9个精灵像。肩部饰有3根鸟尾,被称为“舞日勃里格”.萨满服背面正中间的飘带上饰有各种家畜图案和动物精灵图案。

萨满神偶蒙古语称“翁衮”或“翁固德”.据蒙古国策·达赖的研究,最早的翁衮可能是“人们把自己认为最凶恶的东西的形状用木头或石头仿制出来,用草或毛绳捆起来,磕头,因而产生了神像,然后发展到人形的形象”.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萨满的翁衮中既有虎、熊、豹等凶猛动物,也有各种形状的萨满祖先神像。如蒙古国女萨满巴拉吉尔巫都干的翁衮中既有“巴布盖”(熊)、“貌盖”(蛇)等动物精灵,又有“塔泰额吉”、“薄严徒高论阿爸”等祖先翁衮。祖先翁衮都是已死去的上代萨满的神偶。

据马可波罗、普兰尼·加尔宾、鲁布鲁乞等早期旅行家的游记记载,古代蒙古人的翁衮主要是用毡子、皮革、木头等制作的。目前所能看到的各地蒙古族萨满的“翁衮”各式各样,形状不一。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内蒙古地区萨满所供“翁衮”多为青铜制,蒙古国萨满所供“翁衮”则多为毡制、布制或用铁片剪成的。萨满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时往往呼请各种“翁衮”精灵,并使其附身。根据附身的“翁衮”不同,萨满会模仿各种不同神灵和“翁衮”姿态舞蹈。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九或九月初九,蒙古族萨满都要举行一次祭祀“翁衮”的仪式。

蒙古族萨满教的历史变容

蒙古族的萨满教信仰已进入了衰落阶段,但衰落并非意味着很快就要消亡。受外来宗教以及社会历史变动的影响,蒙古族萨满教在由盛变衰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灵活多样的生存策略,残留至今。我们可以把蒙古族萨满教的历史变容归纳为以下4点。

复合化变容 萨满教以与其它宗教相复合的方式存续了下来。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后,蒙古族萨满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萨满队伍发生分化,分成了亲佛派和排佛派。亲佛派被排为“查干主根博”(意为白萨满),排佛派被称为“哈日主根博”(意为黑萨满)。亲佛派萨满主动吸收了很多藏传佛教的因素,而排佛派萨满则顽固地保留了萨满教的古老传统。亲佛派萨满的法服法器、祷词神歌以及仪式活动等都明显地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如,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在蒙古族萨满的唱词中渗透了不少歌颂喇嘛教、向佛祖祈祷的内容。甚至有些蒙古萨满还穿上喇嘛服,改用喇嘛所用的法器。

科学化变容 萨满教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吸收了一些科学因素,使萨满医术得到了充实和完善。以科尔沁蒙古族的整骨医术为例,来源于萨满医术的蒙医整骨学现已成为中国医学宝库中的独立的一门科学。内蒙古哲盟整骨医院院长包金山将从其曾祖母–女萨满娜仁·阿柏那里继承的具有200多年历史的传统萨满整骨医术包氏萨满整骨术和现代医学接轨,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对祖传萨满整骨术进行了科学的剖析与研究,写出了《整骨知识》、《包氏祖传蒙医整骨学》等医学专著。目前,他的整骨医术虽然从萨满医术分离出来成为纯粹的医学技术,但仍然保留了一些萨满医术的神秘色彩。

类似包金山这样从萨满医术中吸收合理因素,以更加科学化的方式继承萨满整骨术的医师为数不少,他们目前仍然活跃在农村或城市。

艺术化变容 一些萨满教音乐、舞蹈、神话传说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艺术化过程变成了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以民间艺术作品的形式流传于后世。以蒙古族萨满的“安代”音乐为例,它现在已成为一种民间歌舞形式。“安代”最早是萨满治病的跳神仪式之一,几经变迁虽游离于宗教音乐之外,成为独立的音乐形式,但它与萨满音乐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和渊源。有人认为,“安代”作为民间歌舞,其音乐、舞蹈及演唱形式与古代狩猎歌舞有许多相似之处,而萨满音乐的最初来源就是狩猎音乐。由此可见,古代歌舞艺术被萨满吸收并保存下来,之后又送还于民间,“安代”就是一证。

民俗化变容 萨满教的部分禁忌、祭祀、仪式等渗透到民间民俗生活中,成为民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类似这种通过民俗化的途径保留下来的萨满教遗俗并不罕见。如蒙古族的祭敖包习俗就是从萨满教的祭祀山神、地神的自然崇拜传统演变过来的。笔者于1999年8月5日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郊外观看了一次由萨满主持的祭敖包仪式。该仪式尽管叫做“札林敖包祭”(意为男萨满的敖包祭),但参加仪式的大多数都是普通市民和牧民。可见该宗教仪式已带有明显的民俗仪式特征。

正是通过以上变容,古老的萨满教信仰以多样的新形式延续至今,并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把它当做宗教迷信而消灭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