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文化多元形态的保护与传承 -以宗教文化为例

By | December 21, 2012 | 总浏览:772

王其格 塔娜

  内蒙古自治区是多民族集居的民族地区,自古以来诸多的北方族群相及出现于这片热土,创造灿烂的文化,留下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内蒙古地区又是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在这里相互碰撞、融合,不断注入新的文化基因,使之形成多文化并存的复合型文化格局。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是内蒙古固有的特征和鲜明的标志。如,原生态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游牧文化、狩猎文化、农耕文化、手工业文化和现代化经济社会条件下的工业文化、城镇文化、信息产业文化、传媒文化等相互交错共存是当今内蒙古多元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其不断得于延续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文化多元性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是内蒙古文化构成的两个核心元素。传统文化可为现代文化最具生命力的母体和文化原点。虽然文化的传承是一种不断演进的进化过程,但是抛开传统的现代化建设就像无根之树,终究难成大气。只有在本地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树建起来的现代文化体系,才能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有别于他人的特色优势。因此,在我区的社会文化建设中,尤其是在“民族文化大区”建设工程的实施中,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但是,如何看待和理解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现实作用,如何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文化新潮流,为“和谐内蒙古”、“特色内蒙古”的建设和多种文化形态同存同荣的新文化秩序的建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潜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和长远任务。

民族传统文化是我区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具特色的宝贵财富。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虽然由于族群、地域、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形成彼此存在一定差异的不同民族文化或区系文化。但是,在以相同的草原森林环境为背景的猎牧经济和萨满教、佛教等相同宗教信仰的作用下,古今北方民族在文化心理、宗教信仰、审美意识、生活习俗、艺术创作等诸多方面形成具有共性特征的相同或相近传统。崇尚自然、关爱生命、崇拜力量、敬重祖先是北方诸民族固有的心理传统,也是他们整个文化的共同基点。民族传统文化是我区文化多元性最典型的反映,对“民族文化大区”的建设和多种文化共存共荣的新文化体系的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融入优秀民族文化的现代文化才是和谐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和具有朝气和活力的时代文化。

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民族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很多困惑和危机。尤其是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席卷全球的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冲击,给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那些原生型的文化形态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新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影响和作用下,内蒙古原住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理念、文化心理正在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不少原生型生产方式和以其为基础的生活习俗、信仰形态、审美意识失去所依靠的生存空间和土壤,正在迅速消逝或面临消亡的厄运。尤其是那些完全依赖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摄取性经济模式更是雪上加霜危在朝夕。如,鄂伦春、赫哲、鄂温克等森林系民族以狩猎、渔猎经济为依托的氏族部落组织、萨满教信仰,萨满教艺术及“斜人柱”文化、兽皮、鱼皮加工技术、桦树皮制品、木刻艺术等原生态狩猎文化正在整体地退出历史舞台。蒙古族等草原游牧民族的游牧经济形态和粗放式农耕方式也处于萎缩和衰弱之中。如,跟随季节变化放牧的四季游牧和与其相匹配的牧业生产技术,畜群的饲养、繁殖、医疗技术、畜产品的加工技术、制造生产生活用具的手工业技术以及观察动植物变化预知季节、气候变化的物候历法等传统的生产经验、生产技术、民间知识、民间医术、艺术、巫术等正在被新的技术、新的知识所取代或被淡忘或无人继承。换言之,传统的原生型自然经济模式及物质文化已经走到整体消亡的边缘。与传统物质文化的脆弱性和尴尬处境相比,传统的精神文化却显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再生能力。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制定实施各种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和措施维护民族文化资源,并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系统地搜集、整理、研究和推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民风民俗及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古老的传统文化得到延续和发扬光大,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一直是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倡导下,不少优秀的传统文化获得新生,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内蒙古地域文化的优秀代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近几年,随着“西部大开发计划”、“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等重大战略措施的提出和实施,我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研究工作进入一个系统化、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的新阶段。在诸如“草原文化研究工程”、“三少民族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申报”及相关针对性的文库、数据库、人才库的建设和各类“民族文化博物馆”的建立,民族特色产品的研发,民族传统节庆、节日的恢复等具体措施、工程的相及实施,不少优秀的民族文化类型得到进一步的保护和传承,成为我区社会文化建设的亮点和国内国际形象的重要标志。如,蒙古族的“长调”、“马头琴”、“乌力格尔”(说唱艺术)、“安代”等传统艺术形式,“江格尔”、“格斯尔”等英雄史诗、口头文学形态,“那达慕大会”及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竞技、娱乐形式重新焕发出朝气,不仅已经发展成妇孺皆知的经典文化品牌,有的还走出国门成为我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精品。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我区少数民族的传统饮食、服饰、手工制品、民间艺术和居住、生产文化也得到不同程度地开发,有的正在形成产业化态势。文化的传承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优胜劣汰过程。在多种文化形态、多种价值取向和多种利益关系相互交错并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传统文化同样面临多元化的选择。面对现代科技文明和来势汹猛的经济一体化浪潮,传统文化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尤其那些代表旧的生产力、旧的社会意识、价值观的原生态文化形态,正处于整体被淘汰、被湮灭的生存危机。虽然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和各界各族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区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效,但是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现状而言,仍是喜状参半,存在着较多值得关注的实际问题。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思想道德、文化价值观是决定传统文化命运的又一个重要因素。错误的文化理念、脱离实际的措施、做法同样给脆弱的原生态文化带来灾难性后果。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观念变化和社会上一些只顾眼前,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不良风气以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不深刻、价值判断不准确、措施不到位、实施不得力等客观原因和民族传统文化本身的特殊性,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实际过程中出现一些不规范、不协调的现象。

宗教文化是我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佛教文化更具有代表性。据德国学者海西希的《蒙古宗教》一书介绍,在19世纪末期的内蒙古地区就有1200多座大小佛教寺庙。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佛教是受冲击程度最大、破坏最严重的传统文化形态。不仅百分之七八十的佛教寺庙、寺院建筑被夷为平地,而且还有数以万计的经书、佛像、法器和其它珍贵文献、文物当做“四旧”或“封建腐朽文化”被焚烧、被砸毁,遭到极大破坏。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的全面恢复,我区的佛教文化事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机。在“文革”中幸存下来的大部分寺庙得到修缮和重建,被驱逐出寺庙的喇嘛和部分已经凡俗的喇嘛纷纷回到寺庙,重新开始僧侣生涯。不少地方还在“文革”中被毁掉的寺院遗址上建起新的庙宇恢复往日的法事活动。有些规模较大的著名寺院还成立了培养佛教人才的学校、学院和整理研究佛教经书、文献的专门机构。在世俗界,不少高校、科研院所、民间团体先后成立有关佛教文化的教学科研学科和学术研究机构,较系统地开始搜集、整理、研究、开发各类佛教文化资源。纵观我区佛教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整体形势是好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规范、不和谐现象。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较为普遍问题:一是,近几年重建的不少新寺庙普遍存在规模较小、质量偏低、管理不规范、门庭冷落现象。首先,部分新建寺庙主要是根据记忆仿原寺院模式重建,由于建筑材料、建筑技术、理念、风格和佛像的造型、雕塑技艺等的不同与原寺庙出现较大差异,并且建筑物的外观也显得比较粗糙、甚至不伦不类。有些新建的寺庙规模过小,一般只有一两座象征性的殿堂,很难重现出佛教寺院固有的气势,有些新建寺庙规模还不到原寺庙规模的十分之一。其次是,有些地方的寺庙是应合旅游业等地方经济发展目的而重建,往往施工期短、设施不全,不仅喇嘛少,甚至有的无固定的神职人员。一些新建寺庙,甚至某些历史悠久的古老寺庙没有正规的活佛,主持和专门的神职人员,只有少数几名老年喇嘛或刚出家的学童充数,并且寺庙的管理权基本掌握在毫无佛教常识、佛教信仰可言的世俗人员手中,整个寺院的管理和法事活动极不规范。因此,导致香火不旺,门庭冷落,偶尔有少数好奇的外地游客光顾外,平时很少有当地信徒前来进香求佛,显得非常萧条、冷清。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佛”指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也泛指一切佛;“法”即佛教教义;“僧”指继承,宣扬佛教教义的僧众①。佛教是一个体系完整、戒律严明的宗教形态。无“法”无“僧”的寺庙很难称作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寺院。不过,这种有庙无“僧”或缺“法”少“僧”寺庙的出现毕竟是佛教文化恢复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也是今后佛教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中需要加以规范的一项重要工作。二是,当前不少佛教寺院在明码标价,公开收取门票费。少则10-20元,多则70-80元等,因寺院的知名度和规模的不同,所收取的门票价格也有所不同。寺院提供有偿服务,可能出于自身建设资金的蓄积和其它相关开支需要。门票是传统佛教寺院从未有过的新概念。传统佛教寺院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当地官府、大户人家的布施、捐赠和一般信徒平时所进献的香火钱,基本上都是隐形收入。过去有些的大的寺院拥有的大量的房舍、土地、畜群和金银财宝,成为富庶一方的富裕寺院。收取门票费是一种带有明显强制性质的交易行为,和传统佛教寺院以完全自愿捐赠为前提的蓄资方式有着相反的一面,也和佛教寺院宁静、和善、仁义的气氛、普渡众生的宗旨和广大佛教信徒进香求佛的虐诚心愿很不协调。这种收门票、摆小摊的商业化现象在表面上看来是佛教寺院蓄资形式之新变化,但实际上所反映的是佛教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向世俗化、利益化倾斜和过渡的深层次变化。佛教寺院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遗存,也是当今社会仍在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和影响的活的文化形态。佛教寺院等文化古迹的保护和维护、管理、运营理所当然地需要大量的资金。多渠道蓄积资金是目前我区佛教文化保护中较为常见的方式。但是与佛教寺院的社会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相比较,出售门票的做法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短期效益。如果从佛教文化本身的特征、规律和所蕴含着的人文价值、社会功能而言,完整地保护和复原佛教文化的本来体系和特征是远比眼前经济利益大的多的千秋大业。因此,我们认为,在佛教寺院等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应形成一个以政府部门为主,以民间团体为辅,以广大信仰群体为基础的综合态势,采取统一管理、重点开发、多渠道建设模式才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护传统文化,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文化作用。三是,佛教僧侣娶妻生子是近年兴起的新鲜事物,也是整个喇嘛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改革。当今各地各寺院的喇嘛大到活佛、主持,小到普通喇嘛结婚生子较为普遍,似乎成了佛教界的一大时尚。从人性角度看喇嘛娶妻生子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也是法律所保护的公民权益和现代文明道德所容许的人间常情。就藏传佛教本身历史而言,宁玛派的“阿巴”可以不出家,能和俗人一样娶妻生子,萨迦派的僧侣也能娶妻,准规定生子后不再接近女人②。但是大多数佛教教派还是严格禁止僧侣结婚或近女色。对佛教“格鲁派”而言不近女色、不结婚是一项不可逾越的雷区和铁的纪律,也是该教派僧侣不同于世俗人士的本质区别和最典型的职业标志。十五世纪初,“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咯巴针对当时藏传佛教各教派戒律废弛,僧人追逐世俗权势、财富,在群众中信誉低落的实际,倡导宗教改革,并依据噶当派教义,主张僧侣严守戒律、独身不娶、脱离农事、严格寺院的组织和管理制度,使世俗贵族不能再操纵寺院事务③。由于该教派僧侣头戴黄色僧帽,以示严守戒律之决心,所以俗称“黄教”。格鲁派黄教独身不娶、严禁女色的戒律,并不完全处于禁锢人的本性,排斥“性”和“色”的目的,而更重要的是斩断僧侣的凡心和世俗念想,使他们在无家庭负担和妻儿缠身,无个人财富追求的静洁环境中能够虔心念经求佛,达到修炼真果的最终境界。因此,远离女色和繁琐的家庭生活成为该教僧侣虔心奉行的核心教义和最高的道德信条。内蒙古地区的传统佛教主要是格鲁派“黄教”,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僧侣娶妻生子,过正常的世俗生活的当今变化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新课题。它在一方面表明着传统佛教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相互碰撞和融合,另一方面则标志着佛教戒律、信条的松弛和变异,即,佛教文化融入世俗文化,开始向世俗化、利益化、多元化嬗变的典型信号。尤其对佛教本身来说,僧侣娶妻生子的兴起,无论如何是一个较为尴尬和无奈的事情,从严格意义上的佛教伦理规范和戒律体系、信仰标准而言,僧侣娶妻生子是不可取的。但是,佛教作为一个特殊的传统文化形态,亦和其它文化形态一样逃脱不了不断演变的历史法则。僧侣娶妻生子是一个关系的宗教改革和社会转型的综合问题,与宗教政策的调整,社会文化新体系的构建,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社会信仰的规范等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我们在对其慎重对待,深入研究的同时,加强管理和规范工作,将其引向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新轨道是十分必要的。四是,这几年我区在佛教文物的保护和管理方面不断加大力度,取得较好的实际成效,不少佛教寺院、遗址、遗存和文物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开发。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仍有大量的佛教文物散落于民间,仍有不少的古代佛教遗址及佛教壁画、岩画、岩刻处在荒漠野岭之中,时刻受到风雨侵蚀,未能得到全面的保护。尤其是散落于民间的佛教文物不时流入文物市场,甚至有些珍贵的佛教文物开始流出国外,给我区佛教文化的保护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及时有效地收集、保护佛教文物和各类历史文化遗址、遗存是当今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又一项重要任务。五是,我区的佛教文化研究工作已经有了较好的开端,在《大藏经》(甘珠尔)等大型佛教文献的整理、研究、出版及相关佛教著作、经文、文献的研究取得较好的阶段性成效。佛教文化是一个多学科综合体。除了宣扬佛教教义、思想理论的经书、经卷外,还有包括哲学、伦理学、美学、法学、文学、医学、天文历法、音乐、舞蹈、绘画、雕刻及植物学、动物学、器物学、矿物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种类繁多的文献、著作和其它相关的文化遗存。换言之,佛教文化是传统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的浓缩体和集大成者,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异彩纷呈的文化宝库。但是,由于我区佛教文化的研究起步晚,底子薄,再加上在“文革”期间破坏严重,大部分佛教文献被毁等客观原因,佛教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并不高,未能形成多学科并行的综合研究态势和僧俗两界学者相结合的研究梯队。这几年我区佛教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部分历史文献、经典著作及佛教史、佛教文学、历法、医学等少数几门学科方向,而对佛教哲学、佛教人类学、佛教社会学、佛教艺术学、佛教美学、佛教文物学、佛教伦理学、佛教建筑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特别是宏观意义上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跨学科综合研究及横向关系上的比较研究等仍处于空白阶段,与西藏、青海、蒙古等国内外佛教研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内蒙古是藏传佛教主要传播地之一,具有近800年佛教信仰史和极为深厚的佛文化底蕴。自从元代,将佛教萨迦派奉为“国教”以后,广大的蒙古族人民开始信奉佛教。尤其是16世纪中叶土默特部的俺答汗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以来,“黄教”成为蒙古族地区的最主要宗教信仰。在这近800年的历史中,在蒙古族当中涌现出很多佛教造诣很深的高僧和诸多的佛教学者、艺术家,为后人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论著、诗歌、文学作品和其它形式文化财富。佛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播过程,与当地的土著宗教萨满教和蒙古族的文化传统相互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其它地区的自身特点。佛教是一个包容性较强的宗教形态,“仁爱”、“宽容”是佛教教义的核心。虽然佛教作为一个古老的宗教有其宣扬迷信,违背科学的消极的一面,也有符合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和人性本质的积极的一面。佛教所倡导的“仁慈”、“博爱”、“无我”的精神信仰和关爱生命、提倡和平、尊重智慧、顺从自然的思想理念及建立极善极美“极乐世界”的理想信条等对当今社会文化、社会文明的建设仍有其独特的影响力。佛教文化的保护、传承、研究、开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建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衔接,各种文化形态共存共荣的新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又一个必要过程。在传统佛教文化的保护和开发中,对其价值的理解和判断尤为重要。正确的价值判断是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必要前提和保障。

敖包是最具草原文化特色的信仰载体,也是一个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原生态文化遗存。当今的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锡伯、裕固、图瓦等北方草原民族仍旧或多或少地保留着祭祀敖包的古老传统。据考古学资料,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北方先民中已经出现类似敖包的祭祀形态。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东山嘴遗址、牛河染遗址、草帽山遗址相继出土筑建于山梁、台地之上的圆形、方形石制祭坛。专家认为与“天圆地方”观有关,圆坛祭天、方坛祀地④。其中的圆形祭坛的形制均为三重圆锥形结构,与今天的敖包形制非常相似。类似红山文化圆坛的三层圆锥形祭坛在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上层文化遗址多有出土。由此看来,在山梁、丘顶等高处筑建三层圆锥形石砌祭坛是北方先民固有的祭祀载体。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等史前祭坛和今天的敖包之间存在较多的相同因素。二者应有必然的渊源关系⑤。敖包发轫于萨满教的宇宙理念和天地崇拜。有些学者认为最早的敖包是祭天敖包。红山文化那些筑建于山梁顶部的圆锥形祭坛也能印证这一点。后世敖包一般都树建于当地最高大最秀丽的高山顶部或坡顶部。石砌的三重圆锥形敖包是最原始,最典型的敖包形制,反映出萨满教“三重三界宇宙”和“天在山上”、“天为圆形”的原始宇宙理念。敖包祭祀是一个综合性祭祀形态,多神合祀是敖包祭礼的主要特征。敖包祭祀与萨满教的天地祭祀、神山、神树祭祀、祖先墓冢祭祀等有着密切的渊源联系,是一种集天地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及后来的旗纛崇拜、汗权崇拜、英雄崇拜等多个信仰理念为一体的综合性祭祀形态。再如,敖包神偶多数为半自然化半人格化的人形神偶,与萨满神偶—“翁滚”基本相同。敖包祭祀是萨满祭仪在草原游牧环境下的延续和变化形式。在古代社会祭祀是全氏族部落最隆重、最庄严的集体聚会。过去在祭祀上除了祭天地祖先诸神外,还举行仪事大会,商讨有关全氏族部落的大事,如草场的分配、牧场的迁移、人畜的繁衍情况、贫困人口的统计、氏族成员功过是非的裁决及战争、复仇、结盟、联姻等世俗事宜。娱神又娱人是萨满祭礼的普遍特征。祭祀仪式结束后,萨满们带领众参祭者载歌载舞,开展多种竞技、娱乐活动。今天盛行于草原各地的“那达慕大会”就是从敖包祭祀的群众性娱乐活动演变而来的。草原民族的敖包祭祀一般都在农历5-6月份的盛夏季节举行。这一时期正是畜牧业生产的关键时期。人们通过祭敖包祈求神灵赐给一个风调雨顺、平安吉祥的夏季和秋季,确保畜群的丰收和社会的平安。敖包和敖包祭祀又是一个融入多种信仰文化因素的多元性、复合性信仰形式,蕴含着萨满教、佛教、道教及现代文明等不同的文化基因和成分。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传入对敖包祭祀等萨满教祭祀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格鲁派黄教在与原始土著宗教萨满教的对抗中取得胜利后对其祭礼进行尽力改革。黄教根据自身的教义把萨满教“杀牲祭祀”的“血祭”改变成“牺牲活祭”的“放生”,并把“红祭”换成“白祭”,同时把由萨满主祭的敖包祭祀改变成由喇嘛主祭的佛教化祭祀形式,并且用佛教化的敖包祝词、敖包桑或其他佛教经文来替代萨满的祭文,咒词。尽管佛教对敖包祭祀进行较大的改革,但是,敖包形制、敖包祭祀的基本模式,仍然保留着萨满教的固有烙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敖包祭祀乃是萨满教、佛教祭礼和理念相互融合的产物。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敖包祭礼也吸纳了“五行”、“八卦”等一些道教文化因素,敖包堆上的五色彩旗、风马旗上的“八卦图”等能说明这一点。在萨满教主宰时代的敖包多数为氏族性质的敖包,是氏族部落祭拜各自祖先和图腾神灵的祭场。自蒙元帝国后,随着统一国家政权的形成,敖包祭祀的氏族、血缘功能被消弱,出现一些行政、地域性质的敖包,尤其是清朝一统天下后,蒙古族地区出现一系列行政区域性质的“盟敖包”、“旗敖包”、“苏木敖包”、“官员敖包”、“驿站敖包”和具有地界、边界性质的“边境敖包”、“路标敖包”等非祭祀性敖包,甚至在不少地方敖包多的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敖包和敖包祭祀不仅是最具代表性的草原文化载体,也是内涵多元的宗教文化遗存。在“文革”中敖包文化同样受到灾难性的冲击,敖包祭祀被迫终止,敖包当作迷信产物被推倒或被遗弃。自改革开放后古老的敖包祭祀得到恢复,并作为草原文化特有的传统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尊重。纵观我区的敖包祭祀有如下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我区多数地区先后恢复敖包祭祀活动,不仅大型祭祀性敖包普遍得到修缮或重建,并且出现不少新建的敖包。其中,“旗敖包”的祭祀是在近几年恢复起来的规模较大的敖包祭祀。过去,各地旗属大敖包的祭祀都由该旗王爷或其它高级别的行政官员亲自祭祀或担当主祭人,显示君权,神权合一或君权高于神权的理念。以前的“旗敖包”多为由中心大敖包和附属12个卒敖包组成的13座敖包。13座敖包的这种中央、左右两翼的格局,与萨满教的“13圣天”和北方民族右翼、中央、左翼格局的行政体系及朝班形式有关,象征着“环型”宇宙模型。当今的多数“旗敖包”、“罕山敖包”等大型敖包的祭祀仍然按惯例由旗委书记、旗长等最高行政领导亲自参加祭典活动或担当主祭人,并且一般都由政府部门出面组织,承办祭祀活动。这对加强干群关系,提高人们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凝聚人心,形成团结和谐的社会氛围,塑造热爱家乡,崇尚自然,关爱环境的良好民风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但是仍有一些地方的敖包祭祀未能得到恢复或恢复较慢,一些新建的敖包还存在形制不规范、祭祀仪式不符合传统礼仪等现象。在以农耕为主的科尔沁蒙古族聚居的通辽、兴安地区敖包祭祀的恢复普遍较慢,而且人们对敖包文化的认同感也很淡薄。二是,敖包和敖包祭祀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吸纳新的文化因素,最终演化成承载着不同文化基因的复合性信仰载体和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共同参与的草原盛会。过去,很多氏族性质、地域性质的敖包是不允许外地人、外姓人、外族人和女人参加敖包祭祀。自解放以后,随着传统氏族观念的淡化和地域界限的打破,那种限制外人、女人参加敖包祭祀的古老习俗得到了改变,开始出现男女老少,各族各界共同祭祀敖包的新风尚。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例,就有汉人祭敖包和蒙、汉、回各族合祀敖包的奇特现象。在清末民初,随着蒙地开垦种田的加剧,原与陕西、宁夏、甘肃等地接壤的鄂尔多斯南部地区的乌审旗、鄂托克旗、达拉特旗等地的蒙古族牧民纷纷离开故土向北面的沙地转移。他们在搬迁时有的将世代祭奉的敖包和苏力德也搬到新居住地重新树建起来祭祀,有的则把敖包留在原地,并坚持每年定期前来祭祀,有的已经坚持了近百年时间。随着大批内地汉民的移居,鄂尔多斯南部牧区很快变成农区。而进驻该地区的汉族群众虽然开始对敖包祭祀没表现出多大的热情,甚至持反对态度,但并没有把“敖包”当作“异物”排斥和破坏,有的还把敖包当作“圣物”保护起来,学着蒙古人的样子进行祭祀。在今陕西省榆林市的榆林区、神木县、靖边县境内目前仍有14座原乌审旗蒙古族敖包⑥。其中,就有被认为是元代名将木华黎之墓的“金肯敖包”和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著名史学家萨冈彻辰之陵墓的“萨冈陵敖包”及传说是与四世班禅有关的“班禅庙敖包”等大型敖包。自改革开放以后,两地政府和民众先后以合资或独资形式对“金肯敖包”、“萨冈陵敖包”等多数敖包进行大规模的修缮、重建或在周边修建规模不等的蒙汉合壁式的殿堂、寺庙、陵园等建筑,有的还铺通了柏油路。农历5月13日是乌审旗蒙古人祭敖包的固定日期。当日,乌审相关哈喇、氏族后人和当地汉、回民众汇聚在敖包前按各自习俗共同祭祀敖包。当地汉族群众在祭拜敖包神的同时,还祭祀关老爷、财神爷、药王神等神灵,并进行占卜问卦、唱大戏、开集市等活动。如今在陕西境内的蒙古族敖包和“翁衮”的祭祀活动已经演变成蒙汉混杂、游牧和农耕文化相结合的复合型祭祀形态。当地汉族民众把敖包神普遍称作“蒙古神”或“蒙古老爷”。文化的变迁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两种不同文化从最初的相互对抗,相互排斥到最终的融合需要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北方文化是在农耕、游牧两大文化体系的对抗和融合中形成的。因此,蒙汉共祭敖包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化变迁之典型事例。据乌审旗同志介绍,近几年两地通过祭祀敖包等形式加强联系,建立了非常好的经济文化往来关系。2008年农历5月13日的“金肯敖包”祭日,还从湖南省专程赶来自称是木华黎后人的李氏家族20余人参加敖包祭,并隆重祭奠木华黎墓,说明敖包文化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目前,在陕西、宁夏、甘肃境内和鄂托克本旗境内的原鄂托克部族敖包中,由蒙汉民众共同祭祀或由当地汉人独自祭祀的敖包约有近30座⑦。类似蒙汉合祭敖包或汉族民众独自祭蒙古人的敖包现象同样存在于河北省北部和锡林郭勒盟、赤峰市的蒙汉民族长期杂居部分地区。此外,汉族单独建敖包祭祀习俗在鄂尔多斯等地从事畜业的汉族牧民中也有一定的历史。这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民众共祭同一敖包的奇特现象,除了该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有密切联系外,还与敖包文化本身的内在变化有关,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敖包文化不断发生变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新动向。如今,盛兴于草原地区的“那达慕大会”是从敖包祭祀自娱性竞技、娱乐活动演变而来的发展形式。今天的“那达慕大会”已经发展成为各族各界民众共同参与和举办的草原节日和包括祭祀、竞技、娱乐、商贸、文化交流等多项内容的盛大社会活动,同时也发展成我区对外开放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和媒介。“那达慕大会”的文化多元性和欣欣向荣的多彩景象充分说明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特有的社会文化价值。三是,敖包祭祀作为草原民族特殊的情感表露方式与游牧经济生活有着更多的联系。敖包祭祀一般都在农历5-6月份举行。这一季节正是水草丰美、大畜上水膘、幼畜发育的时期,也是洪灾、旱灾、狼灾和瘟疫等最容易爆发的脆弱季节。因此,草原民族祭敖包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祈求天神、雨神、龙神、雷神等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赐给一个风调雨顺、吉祥平安的夏季,确保畜群的丰收和社会的祥和、平安。过去,大型祭祀性敖包都有所属领地,禁止任何人在敖包附近和敖包领地内随意砍树、割草、打猎、捕鱼、迁徙、游牧、埋葬死人及大小便、大声喧哗、说脏话等。因此,当时的敖包不仅是一个不可侵扰的圣地、禁地,并且久而久之,变成风景秀丽的生态多样区域。在草原民族对敖包持有的特殊情感和崇敬意识中,蕴含着崇尚自然、关爱生命、敬重祖先、热爱家乡、顺从王权等传统美德和整体的文化意识、价值观。换言之,敖包祭祀是草原民族传统宗教信仰、文化心理、社会道德的缩影。但是,由于地区和氏族的不同,敖包祭祀的具体祭日也有所不同。不过,多数地区的蒙古族都选择在农历5月13日这一天祭祀敖包。蒙古族的民间传说言,农历5月13日是“圣格斯尔汗”降到人间沐浴其黑骏马的日子,所以当日是畜群,尤其是马群最吉祥平安的时刻。另外,从季节角度看农历5月13日是草场最丰美、畜群最肥壮的美好季节。蒙古族等草原民族,因漂浮不定的游牧生活,在历史上未能形成具有明显草原生活生产特色的固定节日,他们所过的传统节日大致与汉族相同。这也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大特色。因此,我们认为将草原“那达慕大会”和农历5月13日的敖包祭祀等传承广、影响大的传统节日进一步统一和规范起来,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等形式,把它变成固定的草原节日,扩大其生存空间和影响力是一个十分必要工作。

总之,民族传统文化是我区整个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十分珍贵的精神物质资源。除了上述佛教、萨满文化外,在我区各族传统文化中仍有很多活态原始文化遗存。如,原始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及原始形态的狩猎、渔猎、农耕、畜牧业文化等。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我区的实际出发,采取更多有效措施,形成一个多方合作、共同保护、研究、开发的综合态势,我区的民族传统文化将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广大,为新的文化体系的创建和和谐内蒙古的建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贡献。

注释:

①②③壬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6-67.927.864页。

④徐子峰主编《红山诸文化研究概览》,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98页。

⑤王其格《祭坛与敖包起源》,赤峰学院学报,2008.1.

⑥巴布、哈斯朝克图《乌审敖包文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5-336页。

⑦参见阿日宾巴雅尔、曹纳木《鄂托克敖包》,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

文章出处(来源):   http://nmgshkxy.nmgnews.com.cn/system/2012/0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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