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湛纳希的文化观及其启示意义

By | January 16, 2013 | 总浏览:836

包斯钦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

       《尹湛纳希全集》蒙、汉文版今天同时出版发行了,这是蒙古文化事业当中一件可喜可贺的事。首先,向《全集》文稿的搜集整理者、编纂审订者、翻译者、出版者、以及为此功德之事提供支持和帮助的所有人士表示深深的敬意!
       尹湛纳希是近代蒙古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蒙古文化而言,是个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空前大激荡、大碰撞、大融合的时代,也是迎来现代黎明之前的最黑暗时代。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丢掉大都北归草原以后的几百年间,蒙古社会再也没有过哪怕短暂的辉煌,有的只是连绵不断的战乱、贫穷与疾病、社会生产力的停滞甚至倒退。正如弗拉基米尔佐夫在《蒙古的社会制度》中大发感慨的那样,蒙古帝国时期还用轱辘车拉载货物的蒙古人,北元时期却倒退为用牲口驮运了。[i]的确,曾经以《蒙古秘史》那样的巨著引领中世纪世界史学潮流的蒙古人,几百年间再也没有创造出可以与之比肩的文化成果。
       清代是蒙古文化发生重大变迁的历史时段。有几个重要因素使这种变迁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一是从北元时期开始在蒙古地区广为传播的喇嘛教成为社会文化的主导力量,压抑失落的蒙古大众寻求精神慰藉,普遍皈依喇嘛教;二是满洲统治阶级对蒙古民族采取既利用又防范,以削弱其整体实力为目的的笼络、打压、分而治之政策;三是向蒙古地区大举移民、大规模开垦草原、加速农耕化进程的经济转型;四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重大变化,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蒙古地区陷入空前内忧外患的时局。这一切使得蒙古文化被迫走向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境地。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尹湛纳希诞生了。他子承父业,花费大半生的心血,撰写了以成吉思汗的蒙古汗国史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元盛世青史演义》。《青史演义》是创造性地继承蒙古族英雄史诗传统和《蒙古秘史》历史文学传统,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民间传说进行甄别、加工、改编并赋予其时代精神而创造出来的鸿篇巨制。它既是尹湛纳希的代表作,也是北方草原民族历史小说之独一无二的经典。小说借鉴汉族章回体长篇小说形式,通过描绘和再现十三世纪以成吉思汗为领袖和旗帜的蒙古民族,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历史画卷,成功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尹湛纳希笔下的勃特国,就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国。这是一个上下团结一致、富有凝聚力的国度。这里重德才素质,轻出身贵贱,不容奸佞小人,只要有才华就有施展的舞台。从君主到普通将士人人都将统一大业看得高于一切,个个都身体力行,展示草原游牧民族忠诚、勇敢的为人之道,以实际行动体现着草原游牧民族乐于奉献、将荣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和嫉恶如仇、勇于伸张正义等优秀品质。他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君臣之间,官兵之间,依然保留着古代草原游牧民族朴素平等的风尚。作品处处闪耀着蒙古族传统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光芒,表达了作者对义、勇、力、智的无限赞美之情。作者有意让勃特国与同时期草原上的乃蛮、克烈等部落和南边的金国、宋朝及西边的西夏国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也与作者所处的大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形成鲜明对照,以此宣扬其政治理想,并表达出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态度。显然,尹湛纳希创作这部作品的主要意图,就是为了以古喻今、借古讽今,进而唤醒蒙古民众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使他们团结一致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
       他的《一层楼》、《泣红亭》、《红云泪》等长篇小说则是另一番情景。这些作品追求委婉细腻,重在展示人物情感世界,分明深受《红楼梦》、《镜花缘》等汉族经典作品的影响。可以说,《一层楼》和《泣红亭》把草原文学原有的非主流的艺术风格――阴柔和优美的风格推向了极致,毫无疑问,也是一种开山之举。
       在尹湛纳希之前,蒙古族诗歌传统中并无“律诗”这一概念。因为,蒙古文为粘着性很强的拼音文字,性、数、时、态、体、人称等的变化,只需用词缀的变化即可表示出来,无须像汉语用词汇的不同组合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就音律来讲,蒙古语是以轻重音为要素的语言,以轻重音、重轻音的递用,作为诗歌的节奏;而汉语则是以长短音为要素的语言,以短长音、长短音的嬗递为诗歌的节奏。以古拉兰萨、尹湛纳希兄弟为中坚的“古、尹诗派”正是在潜心研究汉族古典近体诗歌的美学特征,按照蒙古诗歌的规律将其形式移植到蒙古诗歌当中,开辟了蒙古格律诗的先河。他们创作的五言、七言律诗、绝句,不仅在形式上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为蒙文诗歌创作树立了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追求严谨、规整的新诗风的典范。从此,内蒙古诗坛形成了吸收汉文化影响较多的“古、尹诗派”和吸收印藏文化与民间诗歌影响较深的“伊、贺诗派”两大流派,东西相望,交相辉映,同以丹津拉布杰为杰出代表的喀尔喀蒙古诗群三足鼎立,南北呼应,迎来了蒙古诗歌创作的新纪元。
尹湛纳希对蒙古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巨大贡献,他的影响是深远的和划时代的。他的文学创作结束了佛教神权思想对蒙古文学长期的统治和束缚,实现了人本的回归;他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创作原则,使文学真正朝着真善美和谐统一的目标迈进;他在继承蒙古文学优秀传统的同时积极汲取汉族古典文学的丰富营养,从内容到形式进行许多大胆而有益的探索,从而使蒙古文学创作与汉族进步文学同步前进。尹湛纳希的文学创作不仅是蒙古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不朽篇章。
       尹湛纳希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对自文王、周公、孔子以来的中原汉文化进行独到的辨析,对其博大精深的传统表现出由衷的钦佩,同时又对其压抑个性、束缚自由的封建礼教和繁文缛节勇敢地说出了“不”。他的文学创作不但有着明确的启蒙、批判的社会功利目标,他还在《青史演义• 纲要》、杂文、随笔体裁的作品中就哲学、政治、 宗教、文化、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各类问题发表过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他追求光明,向往变革,关怀人生,提倡个性张扬与人格尊严的社会理想;他宣扬反对民族歧视,追求民族平等,呼唤民族觉醒的民族启蒙思想;他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鞭挞宗教迷信,倡导科学与进步的民主精神;他忧国忧民,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呕心沥血,富有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些都是蒙古族乃至十九世纪中国的极为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然而,在尹湛纳希的所有精神遗产中,有一种文化理念尤为弥足珍贵。那就是开放、大度、自信的文化价值观。
如果说从北元到清代,蒙古人先是经历了一次印藏文化大引进的过程,乃至像萨囊彻辰、罗卜藏丹津这样的史学大家、文化精英,在民族认同这种带有根本性的文化意识上都凭空杜撰出“藏蒙同源”说,并为“源自佛祖”而倍感荣幸了。而到了尹湛纳希这一代,随着汉族移民的大举迁入、定居农业取代游牧业的经济转型和汉文化在东部地区的广泛传播,又有一种声音甚嚣尘上,一些人用外来的汉文化否定、贬低本土的蒙古文化,认为,只有“子曰诗云”才是文化,而铁蹄雄风横扫世界的蒙古人没有文化。尹湛纳希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观点。正如上述,尹湛纳希的文化观就是开放、大度、自信的文化价值观。他反对任何作茧自缚、自我封闭的文化观,更反对丧失文化自我,甘愿依附于强势文化的奴性哲学。一方面,他在《青史演义• 纲要》等著述中一再告诫人们,且不可夜郎自大,惟我独尊,作文化上的井底之蛙。另一方面,他对民族虚无主义者非常鄙视,在《勿忘祖先》一文中,把那些开口闭口“之乎者也”,却丝毫不懂得本民族文化历史、又不关心民族文化的前途命运的达官显贵们称之为荒野山林中的“猿猴之辈”。他用毕生的精力钻研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也用毕生的精力研读满、汉文化的经典,为促进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推进蒙古文化的繁荣进步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毫无疑问,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曾经接受异质文化的影响,如果没有来自其它民族文化的有益成份,这个文化就不能与时代同步,继往开来。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决没有理由拒之于门外。但吸纳应该是有原则的、有限度的,只能以我为主,将异质文化的有益成份整合到自己的文化体系当中,而又不至于丧失文化的“自我”去同化于别人。草原文化的借鉴-吸纳-整合的开放理念,在尹湛纳希的文化思想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以他的《青史演义》为例,一方面认真汲取汉族古典小说的思想艺术养分,追求以“象”明“意”,“形”“神”兼备,善美合一的境界;另一方面,发掘民族文化遗产,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以振奋民族精神,唤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为己任。不自闭,不自大,不孤芳自赏,不自暴自弃,凡是优秀的、有用的东西,不论来自哪一民族、哪种文化,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是一种气度和气魄,只有具备这样的文化自信,才能够为民族文化的繁荣做出贡献,才能够使民族文化健康发展。今天,我们重温尹湛纳希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的时候,值得铭记的固然有很多很多,但我以为正确认识和继承尹湛纳希大气、大度、自强、自信的文化观,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面临着挑战,也面临着机遇,只有以开放的心态激流勇进,发扬传统,开拓创新,才能够使民族文化源远流长。
       今天,尹湛纳希之与我们最富启示意义的或许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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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俄〕弗拉基米尔佐夫著、〔蒙古〕贡格尔扎布译《蒙古的社会制度》(蒙古文版),第169页,内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197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