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杜尔伯特蒙古族牧业生产习俗研究

By | January 25, 2013 | 总浏览:835

摘 要:蒙古族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独特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以牧业为主的生存方式。随着政策、生态环境、人口结构、观念意识等诸多因素的转变,与蒙古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牧业经济呈现出新的发展面貌,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文章以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布和岗子村为个案,在深入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该村生态环境的变迁、牧具的使用以及牲畜饲养习俗进行了梳理分析。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地方经济政策的引导,不仅带来了牲畜草料、饮用水、棚圈的革新,也促使畜群结构单一化的形成,从而带来了牲畜饲养习俗的变迁。即形成了以定牧、圈养,畜群结构单一化和畜产品商品化为突出特点的新型牧业生产习俗。
  
  关键词:当代;牧业生产习俗;杜尔伯特;布和岗子村
  
  中图分类号:C95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 -4922( 2012) 05 -0144 -07
  
  13世纪以后,游牧成为蒙古族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其中一部分人口“逐水草而居”,先后来到松嫩平原,牧养牛、马、羊、骆驼等牲畜,这一地区的蒙古人被称为杜尔伯特部。“明末时期,杜尔伯特部经过封地析产后,游牧经济逐渐稳定,畜群的组群也相对合理。畜群的数量由过去的以‘套海’(弯子)、‘浩特格尔’(沟、洼)为计算单位,向苏鲁克(群)计算单位过渡。”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分群放牧和分工牧养的情况,杜尔伯特人开始遵循季节的变化来转场放牧。“蒙旗地开放”后,杜尔伯特地区的大部分草原被辟为农田,蒙古族只保留小部分“生计地”用来牧养牲畜。清朝时期,“按照朝廷规定,旗内的蒙古人只许在本旗的牧地内放牧,不准逾越旗界,违者惩处。”清朝末年间,杜尔伯特地区由于牧场越来越少,牧业经济开始走向衰退。民国和伪满洲国时期,牧场被持续开垦,畜牧业也因此未能得到发展。建国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杜尔伯特地区的牧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其发展道路仍曲折而缓慢。有关杜尔伯特地区当代牧业生产习俗状况,笔者将结合布和岗子村(以下简称布村)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探讨。
  
  一、一个蒙古族牧业村落
  
  蒙地的开垦,带来了蒙古族传统社会的巨大变革。特别是清中期以后,移民政策的实施导致汉人大量涌人草原,给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一时期,靠近农业、半农业地区的蒙古族开始向定居、半定居过渡,出现了以蒙古族村民为核心的农业村落、半农半牧村落和牧业村落。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定居政策的进一步引导下,大多数蒙古族已经过上了有固定居所,在院中打井取水,给牲畜搭建圈棚的定居生活。本论文中的牧业村落,指与上述蒙古族定居历史相吻合的,并以畜牧业为主要生计手段的蒙古族村落,定居生活模式的形成和定牧、圈养生产方式的确立是其最突出的两个特点。
  
  布村位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北部的克尔台乡,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扎朗格村。是以蒙古族为主,蒙、汉、满杂居的蒙古族牧业村落。布村,全称为布和岗子村,是蒙古语“宝格”的汉语音译,即“鹿”的意思。“清代杜尔伯特蒙古人在有鹿出没的地方建屯,因此出现了以‘宝格’为村子命名的习俗。当时布和岗子村属阿尔本讷根努图克(汉译为第十一努图克)。”虽然杜尔伯特地区的经济开发并不是很晚,但却很难从典籍或地方志中查阅到有关布村较为翔实的历史记载。
  
  据布村长者回忆,包氏(蒙古族)是该村的第一户,以养马、牧羊为业。包氏早已过世,其第四代子孙与笔者年龄相仿,由此可见该村的历史至少有100年之久。除包氏以外,王氏和白氏也是较早迁入布村的蒙古族家庭。白氏(蒙古族)一家最早是包氏的佣人,而王氏(汉族)迁入布村后不久,在经济能力上基本与包氏相当,成了布村的第二大牧户。这一时期,布村已经成为“艾寅勒”,即村屯。随着包氏和王氏在当地影响的加大,远近村屯的蒙汉牧户开始逐渐迁入布村。至2011年8月,布村共有64户、234人。其中,蒙古族53户、汉族8户、满族3户。由于蒙古族人口已经超过该村总人口的85%,所以在当地被称为蒙古村。其中,牧户在40户以上,产奶旺奶期的牧户可达45户左右。从日常的衣食住行来看,布村与周边的汉族村落并无明显差异,但从生计手段来看,却是以牧业生产为主的蒙古族牧业村落。
  
  二、布村牧业生产习俗的日常呈现
  
  牧业生产习俗是指:在特定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人们从事牧业劳动时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产文化,它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生产资料和人的饲养行为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生态环境对牧业生产习俗的影响。(1)牲畜草料的演变。岗间平地和江滩盐碱地是布村主要的土地类型。村落四周的天然牧场更是牧养牲畜的优良场所。建村初期,村民从初春开始在这里放牧,直至秋末。一年的最长放牧期可达8个月以上。“文革”时期,该村开垦了1426亩草原为农田。为了保证牲畜的正常繁殖,村民会在夏秋两季集中打草,储备牲畜过冬的草料。有的牧户还会储备一些农作物桔梗来应对枯草期草料不足的问题,但这种做法在当时并不普遍。1979年以后,布村草原沙化、碱化严重,相关部门采取围栏护草的办法,在布村围栏护草0. 76万亩。1997年,政府在布村实施“田园开发计划”,开垦牧场5000亩。2002年,为响应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布村把耕地变成防护林,从此村中基本无人种植农作物。为了发展牧业,部分村民用补贴金(每年每亩160元)去其他村落租地,种植玉米、青贮、大豆等农作物来解决草料不足的问题。2009年,为了解决村民没有耕地的问题,政府再次实施“田园开发计划”,开垦牧场4000亩用来种植水稻,并以人口为单位分给每户村民15亩水田。
  
  “田园开发计划”占据该村牧场资源的4/5,曾经的牧场成了放牧、打草的禁区。新开垦的田园土地荒芜、杂草茂盛,至今尚未使用。可以说布村的耕地问题并没有因为牧场的开垦而得到真正的解决。然而牧场资源的急剧缩减却导致天然河流的枯竭,给畜牧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危机。村民除了在仲夏时节(一般从6月中旬开始到8月末期间)能够到村落周边狭小草牧场上聚集放牧,其他时节不得不依靠圈养的方式来饲养牲畜。大多数时间里,牲畜都处在圈养状态,很少到野外觅食、活动。到2010年冬,全村共有14个青贮窖可供村民用来储存青贮,35台桔梗粉碎机用于农作物桔梗的加工。布村牲畜草料的获取形式已经从以野外放养为主过渡到了以圈禁为特点的人工拘系式喂养形式。2010年,布村有20户牧户通过“种、买”相结合的形式来解决草料问题,22户牧户完全依靠购买草料来饲养牲畜。如今,布村95%以上的牧户都利用农作物秸秆和现代科技饲料来发展畜牧业经济。尽管夏季仍可在村落周边的草牧场集中定牧,但长年的无序放牧使草牧场的产草量逐年减少,已经不能满足该村牧业发展需求。天然牧场在布村牧业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已经开始动摇,蒙古族传统的牲畜牧养习俗发生了比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为明显的变迁。
  
  (2)饮牲畜:从“天然水”到“自来水”。放养牲畜有时不必派人时时跟随,但要事先注意牲畜的饮水,特别是在春季特殊的气候条件下。所谓“四月草初长,牛羊未尽肥”,春天草牧场处在返青初期,很难满足牲畜的觅食需求。由于吃不饱,牲畜大多体瘦膘少,容易感染疾病,再加上难以预知的风雪灾害,很容易发生牲畜死亡的现象。为了适应春季的物质气候条件,布村人会把牲畜赶到河边的牧场,通过让牲畜饮用带有盐碱的河水,来增强抵抗疾病和寒冷的能力。除了春季,其他季节的牲畜饮水同样也很重要。村民会按照不同牲畜的生活习性来安排饮水量和饮水时间。
  
  天然河流的存在,给村民的生产劳动带来了巨大方便。只要有河水,他们就可以牧养更多的牲畜。但是这种看似简单的再生产劳动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从1948年到1985年,布村经历了11次旱灾,环绕该村的河流频繁出现断流、枯竭,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到了20世纪90年代,村民普遍开始在自家院内打井。除了雨水充沛的时节会在自然河流处聚集饮牲畜外,多数情况下还是会选择在家用井水饮牲畜。为了解决该村吃水难的问题,2001年夏季,县政府开始在布村安装自来水设备,还在村中设立了公共水站。政府建造水站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村民用水难的问题,并制定了向每户每月收取10元水费,限量、限时使用的具体规则。到了2011年夏季,村中除3户新盖的房屋没有安装自来水设备以外,其他牧户都是通过自来水来解决人和牲畜用水问题的。
  
  天然河流的断流、枯竭,导致布村牲畜饮水地点不断变更,即由河边向庭院,再到房门口的演进。这种情况逐步激化了人与牲畜间的水资源竞争问题。为了缓解用水紧张的问题,村民开始无序挖井,使地表和浅层地下水资源受到严重破坏,激化了人、牲畜、水资源之间的矛盾。饮牲畜习俗随着这一矛盾的激化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实现了从“逐水而徙”向借助定点的深层地下水的过渡。笔者认为,这是由牧业经济自身的脆弱性所决定的,“畜牧生产模式与习俗的形成主要是由特定的畜牧群体所处的栖息地的自然环境条件所决定的”。这种依赖性带有“靠天吃饭”的性质,很难抵御自然生态的恶劣影响。一旦生存环境遭受破环,畜牧生产模式就会发生急速变革。
  
  (3)牲畜棚圈及其布局。草牧场资源的减少、牲畜数量的增加,客观上要求牧业经营者必须具备改善生产条件的意识。例如修建、改造棚圈等生产设施。
  
  截至2010年冬季,布村除去吴姓和白姓两户蒙古族牧户,其他牧户院内均设有棚圈。其中,大多为结构不完整的土坯冷棚。棚圈因牧养牲畜的头数不同而面积不等,村内以70 – 80m2大小的棚圈比较多见。冷棚的建造手法比较粗糙,多为门面或棚顶不完整的围墙式建筑。但比起传统的“逐水草而居”,“人随畜走”的牧养方式,棚圈的使用提高了畜牧业的抗灾能力。天然牧场资源的大量减少导致喂草料、饮水、接羔、配种、挤奶等诸多牧业生产活动都集中在自家的牲畜棚圈中进行。改变了传统牧业生产的活动空间,出现了生产集中化的趋势。
  
  从布村的房屋布局来看,牲畜棚圈多位于正房西侧。这是人们在长期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总结,是民众智慧的结晶。首先,布村是我国沙尘暴的东北人口,常年受季风、极地大陆气团的影响,冬季漫长、日照时间短,风沙较大。把牲畜棚圈搭建在房屋西侧或西南侧,可以躲避频繁的西北风侵袭,即使在风雪较大的天气里也能够保证充足的日照和适宜的棚圈温度,减少牲畜的死亡。其次,全村44户有棚圈设施的牧户中,仓房和牲畜棚圈位于正房西侧、在正房东侧留出空地供人活动的庭院格局竞达37户。笔者认为这与蒙古族传统的尚右、以中为上、以左为下的居住习俗有关。“在古代蒙古人的观念中,阴间不是在地下,而是在东方或东北方,勒拿河为‘阴间’和‘阳间’分界线。”在蒙古语中,“东方”和“左侧”是用同一个词“zhuuntaal”来表示的,在布里亚特蒙古族使用的蒙古语土语中,“去东方”与“死亡”同义。将圈棚、仓房一并建在正房西侧的习俗与上述求吉禳灾的心理有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相对于物质基础而言,文化的变迁则是逐步而缓慢的。虽然该村的居住形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规范化、集中化倾向,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居住布局中感受到蒙古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和思维习惯,体现了人们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渴望与自然和谐共处,追求物质创造与艺术审美的统一心理。
  
  2.牧具的功能及象征意义。牧具是牧业生产的重要物质载体,担负着减轻劳动负担、提高劳动效率的任务。同时,牧具作为牧业生产习俗的物质载体,传承并沿袭着牧业生产的经验与知识。
  
  首先,布村的牧具与其他牧区尤其是内蒙古地区的牧具大体相似,这与该村的民族构成和历史文化背景有关。从包氏建村至今,布村一直都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牧业村落。牧具制作技能的代际传递和蒙古族群体的不断迁入是该村牧具能够保留民族特色的主要原因,是民族文化纵向传递和横向传播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布村人使用的嚼子,无论在制作手法上,还是在使用功能上,都与内蒙古地区的嚼子相似,无疑是由内蒙古地区传播过来的。正如村中的一位蒙古族老人所说:“咱们这儿用的工具,差不多就这样,我爸说过内蒙那儿用的也都是这些玩意儿。”在布村,除了少数如套马杆、烙铁、礃子等比较古老的牧具已被淘汰之外,大多数的传统牧具如笼头、嚼子、牛头绳、绊子、钐刀等仍被村民广泛使用。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除了粉碎机、小型拖拉机由于生产需要而被村民普遍接受,布村人仍然习惯使用那些传统的牧具,他们认为父辈传下来的工具比起那些外来的工具更适合牧业的生产劳动。布村的蒙古族村民与汉族村民相融相助,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分享着彼此的生产技能和民俗知识。
  
  其次,在理解不同牧区的牧具存在相似性特点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牧具的地域性特征。为了方便生产,人们要结合现实的生产条件来选取最适宜的工具,因此,即使是同出一辙的工具也会因地域环境和使用群体的不同而发生一些局部的变异。为了适应艰苦的生存环境,布村人在从事畜牧业生产劳动时不得不选择结实、受冷不易变形的牧具来从事长期的户外劳动。在布村,以铁、铝、木材为原料的牧具最为常见。制作牧具时,村民们不仅要考虑使用寿命,还要兼顾原料来源。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木质牧具的材料大多取自村落周边的树木。其中,榆树、柳树、杨树的木料都是村民制作牧具的上好材料,可用来制作牲畜饮水用的木槽、钐刀的刀把、老牛桩、鞭子杆等。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人们逐渐熟悉生存环境,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合理利用资源为自己的生产生活服务。
  
  再次,牧具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体现着使用者的社会地位以及家庭经济状况。在布村,牧具置办齐全的家庭被认为是“能过日子”、“生活条件好”的家庭,而那些靠借牧具来完成劳动的家庭则被认为是懒惰、贫困的家庭。从是否使用牧具还可以看出哪些是有畜户,哪些是无畜户。另外,布村人对牧具有着特殊的情感,牧具的摆放和使用要遵循一定的习俗。例如女人不能横跨牛头绳、钐刀。在蒙古族传统观念中,成年女子是不洁净的,如果女人横跨牧具就会给牲畜带来灾难。过去每年春节到来时,还要往牧具上撒奶酒、涂黄油、系红绸,犒赏其一年来的辛苦劳作,祈盼明年的生产劳动能够顺利开展。有的村民还会给自家的牧具命名,认为牧具和人一样具有一定的品格和情感。当有人来借牧具时,村民们总会对自家的牧具夸奖一番,表达牧具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希望对方能够小心使用,按时归还。从布村牧具的使用习俗来看,牧具已经超出了其自身的使用价值,不仅是村民情感的寄托,更是文化认同心理的表征。
  
  3.牲畜饲养习俗。在成功牧养牲畜的基础上获取更多的动物产品是牧业生产的最终目的。为了更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肉乳消费需求,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饲养这一生产环节,希望能以最小的生产投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1)畜群结构的变化。养牛业一直是杜尔伯特地区的支柱性产业,在布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布村的牧户基本以养牛为主,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和享用着牛文化,丰富了蒙古族的民俗文化生活。与周边汉族村落相区别的是,布村人牧牛的目的并不只是为耕田和使役,而是还要获取牛肉、牛奶、牛皮等畜产品。1979年,县政府确定“以牧为主”的经济发展方针,主动调高牛肉和牛奶价格,号召广大牧户改良蒙古牛为挤奶牛,并向牧户发放养牛贷款,在布村兴起了一股养牛热。20世纪80年代初,该村的畜群结构已经出现了以牛为主的单一化趋势,但村民们并没有积极改良牛的品种,还是以牧养蒙古牛为主,按照蒙古族传统的放养方式来发展养牛业。20世纪90年代初,牛肉、牛奶价格的持续攀升和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促使村民开始主动改良牛的品种,出现了由蒙古牛向改良牛转变的势头。1997年,该村实施“田园开发计划”,村民纷纷处理家中的种牛和幼畜,选择饲养投资少、利润高的进口奶牛,形成了全村牧户以人工拘系形式饲养进口奶牛的单一化发展趋势。
  
  布村是以牧业为生计手段的蒙古族村落,但羊、马的牧养和繁殖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从该村养羊业的发展历史来看,村民赵金泉一家曾经是该村的养羊大户,也是唯一的养羊户。1979年,赵金泉一家从大集体中获得了两只母羊,到1990年,赵金泉夫妇已有羊500多只,1992年赵金泉夫妇卖掉了所有的羊,从此布村没有再出现养羊大户。到了201 1年8月,村中只有杨国辉(养羊50只左右)和赵文友(养羊15只)饲养绵羊,一家姓李的汉族人和一家姓张的汉族人,各饲养一只山羊。
  
  “蒙古语中的马象征着威风、精神、运气。”蒙古族的传统道德、礼俗都与马相关,它是蒙古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集合体,也是饲养者身份、财产的重要标志。过去马作为生活的助手,在放牧、狩猎和运输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马曾被布村人普遍喜爱和尊崇。随着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马的主要功能逐渐被其他机械设备所代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马的市场价格开始下跌,很快在布村失去了原有的实用功能和经济价值。2008年秋,村民吴海龙(蒙古族)以人民币1万元的市场价格将家中的两匹种马卖掉,从此,马在布村彻底消失。
  
  从布村牧业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该村的畜群结构出现了从牧养牛、马、羊等多样化结构向养牛为主的单一化结构转变的趋势。生态环境的改变、地方经济政策的落实,是该村畜群单一化趋势形成的重要原因。随着政府“田园开发计划”的实施,该村牧场资源急剧减少,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布村形成了以牧养进口奶牛为主的畜群结构单一化趋势。
  
  (2)牲畜的护理习俗。在长期的牧业生产劳动中,蒙古族总结了一套能够防御自然灾害和各种疾病的牲畜护理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牲畜护理习俗。随着科学的发展,牲畜护理习俗也在发生变迁。
  
  一是“打蚊蝇”。“打蚊蝇”中的“打”是当地的土语,有熏、撵、驱赶的意思。“打蚊蝇”是指通过焚烧牲畜的粪便和具有驱蚊功效的植物来熏赶蚊蝇。“打蚊蝇”的时间一般为夏季傍晚的七八点左右,主要材料为干牛粪、艾草和其他具有驱虫功效的野生植物。“打蚊蝇”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首先确定场所,“打蚊蝇”的场所与当天风向有关,一般要设在上风口,将牲畜群集中安置在下风处,有利于牛粪和艾草燃烧后趁着风势吹向畜群,达到驱赶蚊蝇的目的;其次,要把准备好的干牛粪和各种具有驱虫功效的植物堆成圆形后点火焚烧。“打蚊蝇”使用的植物含水量较高,借助干牛粪燃烧时的热量来发挥驱赶蚊蝇的功能。“打蚊蝇”时所用的草粪堆大小一般为直径15英寸、高5英寸,可燃烧5小时左右,也可以根据畜群大小和蚊蝇多少来调整草粪堆的大小。
  
  二是“撒灰”。“灰”主要来自牛粪、芦苇和农作物桔梗燃烧后的灰烬。每天早饭前,用袋子把灶坑中的灰烬装走并放到院中空旷处晾晒,避免灰烬温度过高出现起火、烫伤牲畜的情况。早饭后,先要打扫牲畜棚圈,处理完粪便后将院中晾晒的灰烬撒在棚圈里,俗称“撒灰”。撒灰时不能忽略棚圈的任何角落,要面面俱到,牲畜经常站立和走动的地方更要注意撒灰的厚度和次数,力求保证棚圈的干燥、清洁。村民们认为“灰”本身比较干燥,并经高温燃烧处理而成,具有杀菌除湿的功效。在布村,幼畜的护理更是离不开“灰”的使用。
  
  三是“挑箍眼”习俗。“挑箍眼”是指用针挑开牲畜眼里的“箍眼”(箍眼指牲畜发黑或发黄的眼膜)来治理疾病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根据牲畜的体貌特征、动作、粪便来判断是否出现了串水、肿舌和胀肚的情况。如牲畜眼内出现黑色或黄色眼膜,并有不吃草、不喝水、不倒嚼的情形,即被认为是体内起了“箍眼”,必须挑开“箍眼”。其次,确定牲畜体内起了“箍眼”后,要用消毒(一般只用火烤一下或者用烈酒擦一下即可)过的剪刀剪开牲畜的尾巴,再用穿有白线的银针穿破牲畜眼里的“箍眼”,并在牲畜的尾巴和眼睛处洒上食盐消毒。“挑箍眼”时忌讳说话,如果人的唾液进入牲畜的眼里被认为是不祥之兆,会预示疾病反复发作甚至造成牲畜死亡。所用的线必须是白色,人们认为白色象征着纯洁、健康,只有用白色的线来“挑箍眼”才能真正把牲畜体内的污秽清理干净。
  
  随着信息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该村的牲畜护理习俗正在发生划时代的转变。1952年开始,杜尔伯特地区开始用西兽医技术给牲畜治病。出现了民间兽医与西医并存的局面。1976年,政府开始设立兽医化验室和购置化验设备,重点培养西兽医。1985年以来,政府更是加大了疾病防御的投资力度,引进高科技设备的同时不断壮大西兽医的队伍,取缔喇嘛和民间兽医的行医行为。另外,随着电视、广播、杂志等现代传播手段的普及,布村人的科学文化意识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现在,70%左右的牧户家中都会贮藏一些常用药品,用来应付突如其来的疾病。虽然这些常用药品有时很难抵挡重大灾害和疾病的侵袭,但是为请医治病争取了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病情,提高了牧户的风险承担能力。布村牲畜护理方法中现代医药手段的介入,反映了布村牧业经济的现代化、科学化发展趋势。
  
  (3)牲畜的处理习俗。宰杀和贩卖是处理牲畜的两种方法。随着自给自足型小牧经济的土崩瓦解,布村的牲畜处理方法已经从重宰杀向重贩卖过渡。
  
  肉制品是布村蒙古族非常喜欢的食品,也是逢年过节和款待客人的重要佳肴。人民公社合作化以前,宰杀牲畜是布村肉食的主要来源,以牛羊为主,通过自宰自食的形式来解决生活上的肉食需求。宰杀牲畜时先让其仰卧,剖开牲畜的胸膛后手沿着豁口伸进牲畜体内将牲畜的动脉扯断,用手指掐紧动脉断裂口,使牲畜的血液留在体内。宰杀完牲畜后,还要按照蒙古族传统的肢体分割顺序来分割牲畜。首先,要剥去牲畜的皮。从后腿开始向前剥,然后把牲畜肉体完整地摊放在整张畜皮上;其次,扯下前腿,剖开腹腔,取出内脏;第三步是用刀子在胸腹交界处先划开一个口子,把牲畜的后腿挪过来塞进去,并清理前腔中的淤血,再把后腿砍下,清除后腔内堆积的淤血;第四步是分解牲畜肌体的脊椎部分,再沿着下颌把头部割下,最后分开上下颚,清除口腔内的杂物。蒙古族传统的宰杀礼忌讳将牲畜血液流出体外。他们认为血是生物的灵魂,保留血液就等于保留了牲畜的灵魂,即使肉体受到了损害,只要血液不离开肉体,以后还是可以转生的,如果血液被排出体外,肉体就会与灵魂分离,就无法转生。血不仅能够增强体力、维持生物的生命,还是生命的精华、灵魂的寄居场所和载体。
  
  贩卖是布村处理牲畜的另一重要手段。对于长期从事单一牧业生产的村民来说,牲畜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重要的生活资料。在村民日常生活中,牲畜可以与其他物品进行交换,发挥等价交换物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前,该村人口稀少、信息交通闭塞,基本依靠送货上门的小商贩来换取一些生活必需品。1983年,管理布村的扎朗格大队成立了扎朗格供销合作社,促进了该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此,布村畜产品和牲畜贩卖走上了供销合作的发展道路,保证了牲畜交易过程的协商性和公平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以发展奶牛业为重点”的经济方针的落实,布村的畜群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村民的经商意识也有了明显增强。布村人不再用畜产品换取廉价的生活用品,而是通过发展养牛业,贩卖公畜、奶制品来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解决生活必需品的支出问题。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村民开始有了存钱意识,并对纸币有了信心。在村民中还出现了蒙古族“老客”(老客指代销或登门收购畜产品从中谋取暴利的汉人),在村中进行畜产品的收购买卖,还招揽周边汉族村落的牲畜收购生意,改变了蒙古族不善于经商的传统形象。截至2011年,布村共有3户村民从事“老客”生意,年收入最多可达1万元。
  
  宰杀和贩卖是处理牲畜的两种重要手段。随着杜尔伯特蒙古族观念意识的转变,牲畜处理方法逐渐从以宰杀为主的传统形式转变为以贩卖为主的商品经济形式。该地区蒙古族饮食结构的调整和大畜比例的不断增加,导致牲畜宰杀量逐年减少。其次,牧场资源的减少和政府牧业政策的调整,更是急速改变了当地的畜群结构。以牧养奶牛为主,依靠贩卖牛奶来创造经济利润的商品经济模式必然会导致公畜、幼畜贩卖量增加,促进了该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蒙古族传统宰杀礼的传承,蒙古族“老客”的出现是该地区牲畜处理习俗的重要转变,展现了杜尔伯特蒙古族牧业生产习俗的独特之处。
  
  三、布村牧业生产习俗特点
  
  在社会转型明显的当代社会,布村牧业生产习俗出现了明显的变迁,即定牧、圈养相结合的饲养方式和畜群结构的单一化、畜产品商品化趋势的形成。
  
  1.定牧、圈养相结合的饲养方式是布村牧业生产习俗的突出特点。(1)定牧、圈养限定了牲畜的活动空间,减少了外部环境对牧业发展的影响,初步摆脱了牧场和天然水源的制约,加强了牧业经济与种植业联系。布村人夏季在村落周边狭小草场上聚集放牧,秋、冬、春季节拘系牲畜,靠购买青贮、干草、农作物桔梗和人工饲料来喂养牲畜;饮牲畜的水源由河水变为自来水,改变了传统的“逐水草而迁徙”的生产方式。(2)定牧、圈养对牧业经营者的风险承担能力、市场洞察能力和科学技术含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定牧、圈养为特点的当代牧业生产方式,是以牧业经营者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了“自然、牲畜、人”在畜牧业中的传统地位和顺序,“人”一跃成为牧业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形成了“人为、为人”的良性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牧经济,其发展趋势直接取决于牧业经营者科学文化水平以及对市场信息的掌控能力。
  
  2.畜群结构的单一化和畜产品的商品化是当代布村牧业生产习俗的又一突出特点。过去蒙古族牧养“五畜”的最直接目的为获取乳、肉、皮革等各类畜产品,以解决基本的生活消费需求。牲畜不仅具有生产资料价值,还具有生活资料价值。在自然资源紧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社会,牧业经济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变,出现了畜群结构的单一化和畜产品的商品化趋势。从布村的畜牧业发展历史来看,该村的畜群结构出现了从牧养牛、马、羊,向以养牛为主的单一化结构转变的趋势。1997年,政府实施“田园开发计划”后,村民开始主动调整畜群结构,形成了全村饲养进口奶牛的单一化趋势。其次,在当代牧业经济中,畜产品不仅是创造经济财产的生产资料,更是直接参与交易和交换的商品。2005年,布村设立奶站,村民开始统一去奶站挤奶、卖奶。牛奶市场价格的不断攀升,使得“挤奶”这一生产劳动很快从过去的“家庭副业”转变为创造价值的主要经济劳动,给村民带来了巨大的收入。布村人的经商意识有了明显的增强,他们不再用幼畜、牛奶来换取廉价的生活用品,而是通过销售公畜和牛奶来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牧民开始观察市场,了解市场动态和地区间的差价,有一部分牧民也懂得利用地区间的差价来获利。”游牧经济中,畜产品是重要的生活资料,是牧民进行简单再生产和维持基本生活的物质保障,其自食自用的比例很高。与此相反,当代牧业经济中,畜产品的自食自用比例明显降低,其参与市场交易的机率明显提高,成为能够直接创造经济利润的商品。传统牧业经济中“牲畜具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重性”的特点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畜产品商品化的新发展趋势,即畜产品的交换价值得到了强化。
  
  四、结语
  
  通过对布村当代牧业生产习俗的梳理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把握杜尔伯特当代牧业生产习俗特点,找寻上述特点折射出的当代蒙古族共同面临的生产生存困境。生存环境的迅速转变,农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多种冲击,迫使蒙古族传统的游牧形式逐渐走向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定牧、圈养相结合的饲养方式和畜群结构的单一化、畜产品商品化的新趋势。当代蒙古族牧业生产习俗的变迁是显著的,但是牧业生产习俗“为人”的实用价值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仍发挥着重要的现实作用,在蒙古族民族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关注蒙古族的牧业生产习俗,研究其在当代所呈现的特点与变迁趋势,从而剖析牧业生产习俗与民族文化整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本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唤起广大学者对蒙古族牧业生产习俗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