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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主要战役与战争 成吉思汗会战张家口

蒙古大汗蒙哥死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了争夺汗位进行了一系列的争战。在这期间发生了一场威胁新政权的兵变,这就是山东李璮之乱。 当初在蒙古进攻金国时,金国那些拒地自雄的大地主军阀纷纷纠集地主武装,参加对农民起义军的镇压,其中许多地主武装首领投靠了蒙古,称霸一方。他们之间互相吞并,逐渐形成了真定(今河北正定)史氏,顺天(今河北保定)张氏,东平(今山东东平)严氏,益都(今山东青州市)李氏等几股较大的割据势力。蒙古统治者为了笼络他们以加强自己的实力,授予行省领省、大元帅之类的头衔,让他们世袭管辖原来的地盘,军民兼管。这些大地主割据一方,势力强大,李璮就是其中一个。他父亲李全原为山东农名起义军“红袄军”的首领。1218年李全投靠宋朝,一面大量收刮民财一面在南宋与金国之间要挟,取得了高官厚禄。当强大的蒙古军队进入山东之后,李全又在1226年投降了蒙古,以“岁献金币”的条件换取了山东淮南楚州行省的官职。1231年李全死后,他的妻子杨妙真袭职。不久杨妙真也死了,养子李璮代领其众,为益都行省长官,拥军自重,割据一方。他拥有精兵五万,又娶了宗王塔察儿之妹为妻,

日本考古人员在蒙古发现8世纪突厥碑文(图)

      中新网7月17日电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大阪大学16日发布消息称,在蒙古国东部的古迹中发现了写有突厥文字的8世纪石碑。报道称,这是首次在蒙古东部发现突厥碑文,将有助于揭开突厥这一游牧国家统治东方之谜。   据报道,该遗迹位于该国首都乌兰巴托东南方约450公里处,大阪大学与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进行了调查。此前,在乌兰巴托以西的鄂尔浑河流域曾发现过突厥碑文,人们一直认为东方并不存在此类碑文。   大阪大学教授大泽孝等人5月底到6月上旬发现了埋在土中长3到4米的方形和圆形石柱,上面刻有碑文。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碑文之一,碑上刻有部落纹章以及长5厘米、宽7厘米的文字约20行,共计2832字(646个词)。   据悉,碑文内容多是死者与家人、部下诀别,例如“我的褐色的土地啊”、“我的家啊”等,带有浓厚的墓碑色彩。   报道指出,突厥是亚欧大陆中部的草原地带最先发明文字的游牧民族。大泽教授表示:“无法从汉文资料中获悉的游牧民族状况以他们自己的文字表现出来,这非常珍贵。这一带

元明蒙古豳王家族史研究回顾

作者:杨富学 张海娟     摘要蒙古豳王家族崛起于13世纪后期,始祖为由西域东归投奔忽必烈汗的察合台系出伯、合班兄弟,于14世纪初期形成豳王、肃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四个乌鲁斯,分别驻牧于酒泉、瓜州、敦煌和哈密。豳王家族据守西北一隅,对元明时期河西、西域诸地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界对豳王家族的关注,可以说由来已久,专门的研究成果虽说不上丰硕,但涉及这一问题者却不在少数,形成了不少热点问题,如史料的缺陷与敦煌文献的重要性、西宁王速来蛮的生平事迹、豳王家族的世系、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社会、明代的哈密王等。这些不仅是蒙古学、元史学,同时亦应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并指出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学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蒙古豳王家族敦煌哈密元明时期基金项目敦煌研究院科研基金项目“敦煌民族专题研究”阶段性成果。 13世纪初,蒙古崛起,形成了盛极一时的蒙元帝国。自成吉思汗起,按照黄金家族共治天下的原则,实行分封制、出镇制,西北地区概莫能外,成为蒙元推行分封制与出镇制的主要区域之一,先后活动于这一

流淌的蒙古四胡乐

认识一位蒙古族好友,他常常说起乌力格尔,那神往的表情,配上强调的手势,让人感觉没听过乌力格尔简直是种罪过。乌力格尔是蒙古语,意思是说书,使用四胡伴奏的乌力格尔称为胡仁乌力格尔。 在蒙古族的音乐艺术中,无论是演唱还是说唱,都离不开蒙古四胡的伴奏,四胡可以说是蒙古族说唱艺术的“伴娘”。蒙古族古老而又独具特色的民间乐器中,除了马头琴,流传最广的就是蒙古四胡了。四胡历史悠久,它源于我国北方奚部的奚琴。现存的历史资料和考古证明,早在唐代,这种乐器的前身奚琴就已经在我国南北地区十分普及。 在元代,以胡琴命名的拉弦乐器已经出现并且对其有详细描述。明清以来,随着民间乐器、说唱、戏曲艺术的发展和繁荣,胡琴得到很大的发展,种类越来越多,相继出现二胡、京胡、板胡、坠胡、四胡等,演奏方法、技术日臻完善,达到与戏曲音乐珠联璧合的程度。 从外表来看,四胡和二胡相似,没有怀抱琵琶的雅致,也没有小提琴的优美,可它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蒙古族四胡分高音四胡、中音四胡和低音四胡三类,琴筒木制,蒙以蟒皮,张四根弦,弓毛分两股,分别夹于一、二弦和三、四弦之间。四胡有四弦,每两根同度调音,它的演奏有一个

13世纪蒙古征高丽、日本及其影响

乌云高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1206年建立了强大的蒙古汗国。其后,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进行了征西域、攻打金朝、讨伐南宋、东征高丽、日本等大规模的对外征服战争。 1211年成吉思汗开始南下征伐金朝。辽东地区属于金朝东部领域,是女真的发源地,也是金王朝与高丽王国通好的门户。大批契丹降民亦世居于此[1]。1212年金朝北边千户契丹人耶律留哥率众降附成吉思汗。1214年金朝命辽东宣抚蒲鲜万奴领兵攻打耶律留哥。蒲鲜万奴的军队被耶律留哥所打败。蒲鲜万奴担心金朝政府怪罪他,亦率众反叛金朝,1215年10月“居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 [2]。蒲鲜

一代礼乐之兴,肇于此矣——蒙古1252年日月山祭天考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马晓林 传统汉族王朝将祭天作为国家祭祀之首,而蒙古人也将天作为最高信仰。历来史志记载蒙元帝国祭祀制度,无不将1252年(宪宗二年,壬子)日月山祭天作为蒙元帝国郊祀之渊薮,甚至将其视为蒙元一代礼乐制度之肇始。 蒙古本有祭天之礼,随着汉化程度渐深,蒙元帝国开始逐步实行汉地之郊祀,而真正意义上的郊祀直到元成宗朝才姗姗来迟,上距1252年已半个世纪。见诸史料的1252年日月山祭天,看似明晰,实则疑点重重。最关键的问题,祭天主持者究竟是蒙哥汗还是皇太弟忽必烈,这决定了的这次祭天的性质与规格,而诸史料竟互相龃龉。本论之目的即在于考证此问题,进而探明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真实状况。 一  史料分类与辨析 关于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史料,可分为三类。 (一)《元史·祭祀志》、《经世大典·礼典》、王袆《日月山祀天颂》 《元史·祭祀志》是学者研究蒙元祭祀最易得之史料,其“郊祀上”条历数累朝沿革,起首云(下划线表示与下引《经世大典》相同者):[①] 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

蒙古斡赤斤家族与元廷的东北统治

薛 磊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东道诸王斡赤斤家族是蒙古“黄金家族”的重要成员,对元代政局的发展亦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斡赤斤家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1]。考虑到斡赤斤家族长期“居镇辽东”的特殊身份,笔者拟从斡赤斤家族与元廷的东北统治入手,考察斡赤斤家族在元代东北统治中的特殊地位,进而分析有元一代元廷在东北统治过程中对待东北诸王的主要策略。 一  蒙古国时期斡赤斤家族在东北统治中的地位 大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陆续将一部分草原领地、牧民分封给诸子、诸弟,分别形成了西道诸王和东道诸王兀鲁思(ulus,蒙语“人众”、“国家”之义)。在成吉思汗诸弟中,最受成吉思汗宠爱的幼弟斡赤斤受封民户最多,不仅如此,根据“幼子守产”的原则,母亲月伦的封民也归斡赤斤管理[2]。在成吉思汗西征期间,斡赤斤曾以“皇太弟”的身份监国[3]。足见此一时期斡赤斤家族的地位极为显赫。 伴随着蒙古对金朝东北地区的征服,领地

一部珍贵的蒙古文史文献——《白莲珠》

【作 者】哈·丹碧扎拉桑【作者简介】哈·丹碧扎拉桑 内蒙古师大蒙文系    [内容摘要]《白莲珠》是达摩多罗用藏文写成的蒙古宗教史,完成于1889年,是十九世纪一部较为重要的蒙古史学著作。《白莲珠》在格斯尔研究、蒙古族族源研究、蒙古文字起源及蒙文翻译学诸方面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白莲珠》 达摩多罗 格斯尔 蒙古族族源 蒙古文字起源及翻译      一、作者生活年代    《白莲珠》的作者达摩多罗是十九世纪著名蒙古史学家①。其别名丹却嘉措,原昭乌达盟巴林左旗人。据其乡文史资料已记载:他幼年在其乡阿贵图寺学经,后精通经文,出类拔萃于众僧。曾在西乌旗英吉嘎寺主持教务二十年②。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约44岁)西往青海塔尔寺深造佛学,结业时经辩经获若布金巴学位。1889年他六十岁时撰写了《白莲珠》(即《蒙古宗教源流白莲珠》,简称《白莲珠》)。国内外蒙学家向来很重视这位文化名人,对其著作做了很多研究工作。  &nb

蒙古三弦史料札记

乌兰杰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关键词: 蒙古三弦;“胡不儿”;蒙古文史料;汉文史料   本文内容不涉及三弦的起源问题,也不涉及蒙古三弦的分布问题,只是对蒙古三弦作一初步考证。方法是将蒙古文和汉文史料中有关蒙古三弦的记载,按照年代顺序排列起来,并作些必要的说明。 1.琵琶与三弦 公元1221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追击花剌子模国王子扎兰丁,直抵印度河畔,他的行帐中有一支随军乐队。《世界征服者史》云:“酒瓶喉中哽咽,琵琶和三弦在合奏。”[1] (163)显然,这是“汗·斡耳朵”中的宿卫军“忽儿赤”在为他们的君主成吉思汗奏乐。由此可知,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军中就已有了琵琶和三弦。 2“胡不儿” “胡不儿”,最早见于《蒙古译语·译语军器门》。元代的辞书或文章诗歌中,有不少关于三弦的记载。诸如,元初编撰的汉语与蒙古语词对照词书《蒙古译语》,亦称《至元译语》,其中收有“三弦子&

蒙古喇嘛寺庙的建筑问题

勒.阿拉腾吉雅 蒙古国国立师范大学,外事办主任 教授 蒙古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蒙古族的建筑表现了本地区人民的审美要求,由蒙古族宗教文化为背景,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点,其中尤以蒙古族藏传佛教当中喇嘛庙建筑的成就最高,是蒙古族建筑文化中值得称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蒙古地区喇嘛庙的建筑吸收、融合了蒙汉、汉藏、蒙藏为代表的一系列建筑形式,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建筑的装饰艺术亦非常精美而富有民族色彩。庭院的设计风格同样也采用了藏式、印度等藏传佛教传统思想理念。 著名作家德 ?麦德尔在著作中也提到了16-20世纪初王爷府的构造就是有6至8个墙壁,甚至12个墙壁为标准,到17世纪中叶为止才以10、12、24个墙壁为规定标准的房屋建筑结构。在17世纪,当时的庭院里可建80间房子,如此大规模庭院的建造,在当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格?普如巴图喇嘛所写到蒙古族喇嘛庙的建造种类大致可分为房屋式(圆顶、六边型、八边型),阁楼式(单层、双层)等九种。其中房屋式以蒙古包的构造方式为主,也可称其为蒙古包最原始的模式。喇嘛们也把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