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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萨满教的六大体系

贺·宝音巴图   前言   世界学术界把萨满教统称为“shamanism”,把主持萨满仪式的人称为shaman。在蒙语中对萨满除了有相应的称呼外,还把男萨满称为勃额(buge),女萨满称为雅达干(idugan)。   就萨满教而言,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萨满教只是一种现象,而并非宗教。例如刘爽、刘义堂等学者就持此种观点1。另外,蒙古族学者扎德斯钦也认为“不该把萨满教的原始信仰归结为宗教”2 。而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则将萨满教看作宗教。这部分学者也不在少数,例如蒙古族学者乌丙安、汉族学者秋浦、德国学者卫?赫维希哥等都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3。   本人则并没有把蒙古族萨满单纯地看作是一种“现象”,而认为它是一种宗教。恩格斯曾说“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4。这一论证与蒙古族萨满的性质是完全吻合的。   从对动物的崇拜、对生殖器的崇拜等方面也可看出萨满教是归属于宗

科尔沁萨满教艺术的人类学解析

色音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科尔沁萨满教艺术包括绘画美术、音乐、舞蹈等部分。蒙古族萨满教文化在岩画艺术中留下了历史的痕迹,其绘画艺术还表现在萨满神像以及萨满法具和法服上的装饰图案中;蒙古族的萨满教舞蹈种类繁多,各具民族特色;而蒙古族萨满教音乐是独具特点的宗教音乐。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为了研究方便将萨满教的艺术分作绘画、舞蹈、音乐三大部分来分析。然而,在萨满文化体系中这三者往往是融为一体,不能够截然分开的。 关键词:科尔沁;萨满教艺术;萨满文化体系;人类学 分类号: J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838(2010)02-0028-08 科尔沁萨满教艺术包括绘画美术、音乐、舞蹈等部分。萨满在蒙古族艺术史上扮演了一个出色的“民间艺术家”的角色。这一点在阴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等北方民族先民留下来的岩画中得到了证实。考古学家和岩画学家在北方草原地带古代岩画中发现了大量的萨满教岩画。那些萨满教岩画不仅是有较高的考古价值,还有非常珍贵的艺术价值。它的学术意义在于为我们研究萨满教的起源、发展以及早期的观念形态等提供了可贵的形象资

古代蒙古人的原始宗教:萨满教

古代蒙古人的原始宗教:萨满教 萨满教是古代蒙古人的原始宗教。它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晚期形式。它由满洲——通古斯语族各部位的巫师称为萨满而得名。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有明显的氏族部落宗教特点。基本特征是以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信念为思想基础,既有自然崇拜,也有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具有一定的崇拜内容和祭祀仪式。萨满教主要流行于蒙古语族的蒙古族,达斡尔族,通古斯语族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等。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与阶级分化,社会的发展,上述语族中的许多民族不再信仰萨满教,或改信其他宗教。但是,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和赫哲等民族中,仍有一部分人信仰萨满教。 萨满教的白萨满教派 蒙古族萨满教派别之一,产生于明末清初。阿勒坦汗皈依藏传佛教后,宣布萨满教为非法。于是,内蒙古中部地区的萨满教只好转入民间,进行秘密活动。但藏传佛教的传播,各地情况又有所不同。地处东部边陲的科尔沁草原,藏传佛教传人较晚,萨满教势力依旧炽盛。那里的普通牧民乃至统治阶级,无不崇信萨满教。直至明末清初,内济托音东行,赴科尔沁地区传播藏传佛教,情况才发生了变化。萨满巫师郝伯克台,是科尔沁地区萨满教最高首领。为了维护萨满教的利益,

契丹人覆尸面具和网衣与萨满教有密切联系

契丹人覆尸面具和网衣与萨满教有密切联系 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18日电(李富、于静波)在近年来的辽代考古发现中,部分契丹人墓葬中出土了覆尸面具和覆尸网衣,这种葬俗在中国古代葬俗中比较少见。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辽金史研究会会员王青煜近日在对辽上京博物馆馆藏的多件此类文物进行研究后认为,这种葬俗,应与契丹人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 王青煜说,萨满教是人类处于蒙昧时期,所产生的一种认为万物皆有灵的原始宗教。远在上古时期,人们因对发生在身边的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以及梦境等不能够解释,甚至对自身的生理现象也不认识,便认为万物皆有灵。而这主宰人类的神灵既有善良的,会造福于人类,也有邪恶的,它们给人类以灾难。于是,人们不仅对赐福的善神要感谢,对制造灾难的凶神要讨好,于是就有了祭祀。而主持这种祭祀的人,必须具备能够与神交流的本领,是人神之间的中介。具有这种本领的人,就是巫与觋,在北方称之为“萨满”。 《契丹国志》记载:“后有一主,号乃呵,此主特一骷髅,在穹庐覆之以毡,人不得见。国人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变人形,出视事,已,即入穹庐,复为骷髅。因国人窃视之,失其所在。复有一主,号曰喎

契丹人骨灰罐纹饰的原始宗教色彩

契丹人骨灰罐纹饰的原始宗教色彩 契丹人是生活在我国北方草原上的古老游牧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习俗。而其中的葬俗更是独树一帜。早期的契丹人有树葬加火葬的葬俗,如《北史契丹传》所记“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且酹酒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夏月时,向阴食;我若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到了契丹建国后,在其不断受到汉文化影响的过程中,也逐渐实行了火葬加土葬或土葬的形式。 契丹人的土葬中,多用骨灰罐或小型石棺及木棺盛放骨灰。在这些葬具的外壁上,均刻画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纹饰,而且用各种手法摹仿出门和窗子。这是因为契丹人信仰原始宗教萨满教,有灵魂不死之说和万物皆有灵之说。门和窗子是留给灵魂出入的地方,而这些纹饰主要是为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享乐,或是后世子孙祈祷祖先崇拜的表现。辽上京遗址所在地巴林左旗林东镇,是辽代契丹人墓葬比较集中的地区。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有许多出土于辽上京附近的辽代契丹人骨灰罐。其中的母子九鹿纹骨灰罐和人潜水逐鱼纹骨灰罐的纹饰很具特点。母子九鹿纹饰骨灰罐出土于辽祖州附近的哈达图,这里是契丹人重要的发源地之一。这件骨灰罐的整体造型是摹仿

红山文化玉龙应是萨满教动物崇拜的产物

红山文化玉龙应是萨满教动物崇拜的产物 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获悉,红山文化玉龙应是萨满教动物崇拜的产物,是萨满从事宗教活动供奉的神灵偶像,因为具有通神达灵的功能,只有氏族显贵才能拥有,所以只能出现在大中型墓葬中。 据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席永杰介绍,红山文化玉龙上的兽面形象是动物偶像崇拜的结果,是萨满从事宗教活动的法器,也是红山文化不同氏族、部落多神崇拜的神徽,因而可以类熊、似猪、如鹿。在红山文化玉器中出现了多种与玉龙首相同或相似的兽面玉牌或带兽面的玉器。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的一件兽面形玉牌,为一个双耳高竖的兽面,与兽面玉龙首的展开形象基本一致,反过来也可证明玉龙首就是兽面。红山文化还有一种丫形玉器,又称兽面纹长方形玉牌饰,也是红山文化的一种通神礼玉。这一点与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神徽”十分相似,神徽既可与玉琮一起使用,也可单独使用,或可与其他器物相结合,形成新的礼器供礼制使用。 席永杰说,玉龙是红山文化最大的玉器,也是雕琢工艺最精的玉器,却不一定是最具神秘力量的玉器,最神秘的玉器是兽面玉牌。兽面就是红山文化原始宗教萨满教的神徽,是主宰神灵

北元宗教与黄教对蒙古的严重影响

北元宗教与黄教对蒙古的严重影响 [藏传红教失去土壤,原始萨满教起而复兴;阿勒坦汗与索南嘉措一拍即合,成为”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化身”;”达赖喇嘛” 称谓之由来;黄教盛行,严重影响了蒙古人的历史命运] 元朝汗廷失去对全中国的统治后,曾兴盛一时的藏传佛教萨迦派(红教)的势力也随之衰落下去,甚至几近绝迹。该教派的一部分僧侣跟随元朝统治者迁居蒙古草原,在蒙古故都–和林,沿用国师封号,管理寺院。卫拉特部也有西藏佛僧活动,他们来往于卫拉特部与明廷之间。位于卫拉特部西南的赤斤蒙古卫亦信仰红教,曾上书明廷要求兴建寺院。兀良哈三卫也有红教僧侣主持寺院。但与元朝时期相比,红教势力已日益消沉下去,萨满教又恢复了往昔的统治地位。此外,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在蒙古局部地区尚有一定势力。红教的衰败有其历史根源。当初,忽必烈违反蒙古固有的汗位继承制即位,遭到蒙古黄金家族的抵制,特别是蒙哥汗指定摄政的幼弟阿里布哥与忽必烈之间展开激烈的争斗。为了镇压反对势力,确保自己的统治,忽必烈汗采取措施,废除忽里勒台汗位推举制,确立汗位世袭制;尊红教为国教,利用其完整、系统的佛学

《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序

《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序 吕大吉 在近现代的比较宗教学中,对于原始宗教的研究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最早发现于东北亚,后又见于更广大地区的萨满教,被学者们普遍视为人类原始性宗教的一种典型形态,于是而受到宗教学者和其他人文学者更大的重视,越来越成为他们常盛不衰,乐此不疲的热门活题。这种情况的出现,绝非随心所欲的偶然现象。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好奇心是人类理智的天性。这种好奇心驱使人类的理智总是不满足于感官的直接随述,不断去追溯事物的根源,以至根源的根源。亚理士多德就曾把宗教、神话和哲学的起源归结为人类的好奇心或“惊奇感”。在他看来,对自然和天体现象的惊奇以及由此而对之寻求解释,便产生了古代的宗教神话;摆脱神话的愚蠢,就形成了哲学。这个说法对宗教学术研究而言也有一些道理。宗教学者的理智不满足于对宗教、神话、对神的信仰和对神秘现象的惊奇。理智上的好奇心推动学者们去探究神和神性的根源,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变化的轨迹。这种追根溯源的研究推动宗教学者以极大的热情去研究原始人的宗教信仰,并使关于宗教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成为比较宗教学中最重要的研究课题。萨满教现象作为人类原始宗教的

《清代萨满教祭祀展》首展古老信仰“跳大神”

《清代萨满教祭祀展》首展古老信仰“跳大神” 新华社沈阳2月14日专电(记者魏运亨)一度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禁的“跳大神”,到底是一种什么活动?国内首次举办的《清代萨满教祭祀展》,14日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开幕。展览以37件罕见实物和大量图片向观众揭示了神秘的萨满世界。 此次展出的宫廷萨满教祭祀法器,包括神帽、神衣、神偶、腰铃、索绳等。此外,“跳大神”时用来伴奏的拍板、手鼓、琵琶也都有展示。沈阳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孙启仁说,像这种铜质鎏金、带有龙形纹饰的神帽,是纯粹的皇家萨满用品,制作极为精致,就连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没有。这次展出的神鼓为乾隆时期遗物,鼓面是用猪的膀胱皮制成的。腰铃在满语中称为“西沙”,是一条佩有22枚喇叭形铁铃的腰带。萨满在“跳大神”时,腰铃会随着舞姿节奏发出响声,与手鼓、拍板相配合,使整个仪式显得气势威严凝重。 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告诉记者,满族入关前,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凡祭祀必“跳萨满”(即俗称的“跳大神”),用以祈福禳灾。入关后也未放弃萨满祭祀的古俗。乾隆年间还颁行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使萨满祭祀更加规范化、典制化。此后,萨满教的祭祀活动成为清代“国祭”,

贾丛江:早期蒙古人的方位观

贾丛江:早期蒙古人的方位观 这里所说的“早期”,系指1260年忽必烈继承大蒙古国汗位之前的时期。那时候,蒙古人接触汉文化的时间不长,还比较完整地保持着自身朴素的认识论思想,沿用着传统的方位系统。他们独特的方位系统,与今天世界通行的方位标准有所不同,与当时蒙古人有关构成世界的五要素说和萨满教信仰中对自然灵力的崇拜相互结合,成为其认识论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 “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名词,构成了今天人们方位识别标准的框架。然而,早期蒙古人的方位识别与此有异,十分奇特。当时蒙古语中有“中方”的概念和语汇,但没有“东、西、南、北”四个词汇,他们是用“左、右、前、后”四个词表示这四个方向的。这种情况在13世纪中叶成书的《蒙古秘史》(又称《元朝秘史》)中有充分反映,在这部用汉字标音(音译)流传下来的、记录成吉思汗和窝阔台两代大汗东征西讨事迹的蒙古族史诗中,在表达方向和方位时都是用“左、右、前、后”各词分别指代“东、西、南、北”四个方位<1> .东西南北加上中,构成了早期蒙古人的方位系统。 早期蒙古人的方位系统还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1246年,在蒙古国第三代大汗贵由汗写给罗